3) Guo Moruo's Poetic Theory
郭沫若诗论
4) GUO Mo-ruo
郭沫若
1.
On Japanese Tea Ceremony and GUO Mo-ruo's Early Poetic Creation;
日本茶道与郭沫若早期诗歌
5) Guo Moruo
郭沫若
1.
On the Inspiring Effect of Guo Moruo s Historical Dram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试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现实战斗性的实现
2.
Query on Feminist Thoughts of Guo Moruo;
质疑郭沫若女权主义思想
3.
On the Consciousnesses of Guo Moruo and Kawabata Yasunari on Death;
论郭沫若与川端康成的死亡意识
6) GUO Mo ruo
郭沫若
1.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erent comments about GUO Mo ruo .
郭沫若是 2 0世纪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
2.
When Guo Mo ruo wrote historical plays as a gifted romantic poet, his natural disposition,personality,temperament,literary talent as a poet invisibly poured into his creation, therefore,his historical plays present their fullest romantic poetic beauty beyond description.
当郭沫若以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进行历史剧创作时 ,他的诗人的禀赋、个性、气质、才情便无形中灌注到创作之中 ,因此他的历史剧呈现出一片葱茏朴茂、灵气飞动、摇荡心旌的浪漫主义诗意美。
3.
Explain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lashing reality", and examining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Marxist materialism, the historical novels by Guo Mo ruo convey the deeply felt apprehension of the age, reveal the strong subjective feelings, attain an organic unity of history, reality and self.
郭沫若的历史小说遵循“注重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实的讽喻”的创作观念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审视历史 ,传达深广的时代忧患意识 ,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情感 ,达到历史、现实和自我三者的有机结合 ,营造崇高的悲剧美 ,采用心理分析的表现手法 ,推动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补充资料：郭沫若(1892～1978)
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四川省乐山县人。生于1892年11月16日。1978年 6月12日在北京逝世。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时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出版中国新诗歌奠基之作《女神》，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北伐战争时期投笔从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职。1954年起，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在担负繁重领导事务的同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郭沫若对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从1928年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开始，即注意分析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中国古代史问题的划时代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便包含《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两篇以及其他有关内容。为了更深入地进行探讨,他在中国田野考古方兴未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尽最大的可能占有所知甲骨文、金文资料,作一番较为全面的整理研究。其间陆续出版的专著有:《甲骨文字研究》(1929)、《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金文丛考》(1932)、《金文余释》(1932)、《卜辞通纂》(1933)、《古代铭刻汇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石鼓文研究》(1936)和《殷契粹编》(1937)等12种。
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甲骨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是：根据商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需要，精选殷墟发掘以前出土的甲骨，按照一定的类别汇编成书，并进行简明的考释和适当的归纳，借以考察当时的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从而把零散的甲骨文变为系统化的商史研究资料。他在30年代所作金文和青铜器研究，更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根据颇为有限的可靠资料，率先论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并作了初步分期。同时,又创立铜器研究中的"标准器断代法"，即选定铭文内容表明确切年代的器物，以其中的人物事迹、文辞体裁、文字风格及器物的形制、纹饰为标尺，对未知年代的器物进行断代分析。这实际上是将现代考古学方法应用于铜器研究，使之走上科学的轨道，第一次形成完整的体系。所谓"标准断代法"，经过后辈学者的补充、修正，至今仍是商周铜器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对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十分关心，经常给予极大的支持。他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文物管理机构和考古研究机构的决策性安排,支持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扩大考古工作队伍,以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形势下保护古代文物的迫切需要。他不止一次地指明考古工作的方向，强调田野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工作不能分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便将优秀遗产"挹之以益今"，决不能为考古而考古。郭沫若在各地视察时，走访过西安半坡、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洛阳龙门、陕西乾陵以及其他重要的古代遗迹。又曾为众多的博物馆、纪念馆写匾额和诗作，对文物考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郭沫若在工作之余，不仅将自己30年代编撰的甲骨文、金文著作一一修订重版，而且对新出土的殷墟甲骨、商周铜器、侯马盟书和其他铭刻资料随时撰文考证。他还根据东晋时期墓志书体等方面的论据，重新提出王羲之《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对文物考古工作更有特殊的贡献。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68年派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会同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满城汉墓的大规模发掘，并前往发掘现场视察，使发掘工作得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顺利进行。70年代初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时，他也曾细致地审查发掘方案，密切注视发掘工作的进展情况，尤其对清理棺椁和解剖女尸的工作都有所指示。这两项重要考古发掘的丰硕收获,引起了世界上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1971年 7月,当故宫重新开放并举办新近出土文物展览的时候，郭沫若受周恩来的委托，主持《故宫简介》的编写和修改工作。他还亲自写报告向周恩来总理请求举办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复刊《考古学报》、《文物》、《考古》 3种杂志。这使遭到严重破坏的文物考古工作，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参考书目
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考古》，1978年 4期。
《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回忆郭老在文物考古战线的事迹，《文物》，1978年 9期。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时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出版中国新诗歌奠基之作《女神》，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北伐战争时期投笔从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继续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职。1954年起，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在担负繁重领导事务的同时，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郭沫若对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从1928年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开始，即注意分析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中国古代史问题的划时代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便包含《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两篇以及其他有关内容。为了更深入地进行探讨,他在中国田野考古方兴未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尽最大的可能占有所知甲骨文、金文资料,作一番较为全面的整理研究。其间陆续出版的专著有:《甲骨文字研究》(1929)、《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金文丛考》(1932)、《金文余释》(1932)、《卜辞通纂》(1933)、《古代铭刻汇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石鼓文研究》(1936)和《殷契粹编》(1937)等12种。
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甲骨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是：根据商代社会历史研究的需要，精选殷墟发掘以前出土的甲骨，按照一定的类别汇编成书，并进行简明的考释和适当的归纳，借以考察当时的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从而把零散的甲骨文变为系统化的商史研究资料。他在30年代所作金文和青铜器研究，更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根据颇为有限的可靠资料，率先论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并作了初步分期。同时,又创立铜器研究中的"标准器断代法"，即选定铭文内容表明确切年代的器物，以其中的人物事迹、文辞体裁、文字风格及器物的形制、纹饰为标尺，对未知年代的器物进行断代分析。这实际上是将现代考古学方法应用于铜器研究，使之走上科学的轨道，第一次形成完整的体系。所谓"标准断代法"，经过后辈学者的补充、修正，至今仍是商周铜器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对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十分关心，经常给予极大的支持。他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文物管理机构和考古研究机构的决策性安排,支持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扩大考古工作队伍,以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形势下保护古代文物的迫切需要。他不止一次地指明考古工作的方向，强调田野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工作不能分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便将优秀遗产"挹之以益今"，决不能为考古而考古。郭沫若在各地视察时，走访过西安半坡、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洛阳龙门、陕西乾陵以及其他重要的古代遗迹。又曾为众多的博物馆、纪念馆写匾额和诗作，对文物考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郭沫若在工作之余，不仅将自己30年代编撰的甲骨文、金文著作一一修订重版，而且对新出土的殷墟甲骨、商周铜器、侯马盟书和其他铭刻资料随时撰文考证。他还根据东晋时期墓志书体等方面的论据，重新提出王羲之《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对文物考古工作更有特殊的贡献。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68年派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会同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满城汉墓的大规模发掘，并前往发掘现场视察，使发掘工作得以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顺利进行。70年代初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时，他也曾细致地审查发掘方案，密切注视发掘工作的进展情况，尤其对清理棺椁和解剖女尸的工作都有所指示。这两项重要考古发掘的丰硕收获,引起了世界上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1971年 7月,当故宫重新开放并举办新近出土文物展览的时候，郭沫若受周恩来的委托，主持《故宫简介》的编写和修改工作。他还亲自写报告向周恩来总理请求举办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复刊《考古学报》、《文物》、《考古》 3种杂志。这使遭到严重破坏的文物考古工作，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参考书目
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考古》，1978年 4期。
《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回忆郭老在文物考古战线的事迹，《文物》，1978年 9期。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参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