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calligraphy of the Han Dynasty
汉代书法
1.
The advacacy of momentum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Han Dynasty has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its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age, such as the harmony of then people and nature,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romotion of political system,and the change of people s wishes after the merging of cultures from north to south.
汉代书法尚“势”审美理念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它与汉代人与自然的亲和、人与人关系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以及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3) Criminal Law of Hanshu
汉书·刑法志
1.
Concept of "Law of Nature" penetrates the whole part of Criminal Law of Hanshu, and it is the core of Ban Gu s legal thought.
“法自然”现贯穿于《汉书·刑法志》全篇,是班固的法律现的核心。
4) Late Han Dynasty
汉末
1.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Confucian ideology of the Jian an Seven Scholars;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2.
The movement of striking grouping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Han Dynasty.
党锢之祸对汉末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
D (when CaoCao ordered to ban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tablet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in an attempt to lay bare the organ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styles and social systems, social conventions as well as cultural conceptions.
本文以桓帝即位(公元147年)至建安十年曹操碑禁(公元205年)期间的碑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碑文在汉末的兴衰变化,试图以此揭示文体的演变与社会制度、社会风气及文化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
5) the late Han Dynasty
汉末
1.
On the influence of partisan spirit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on the common practice of scholars in Jian’an period;
论汉末党人精神对建安士风的影响
2.
Great careative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Buddhist world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
3.
Scholar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had the psychology of choosing masters for two purposes: achieving political ambition and avoiding disasters.
择主而仕成为汉末多数士人的心态。
6) calligraphy culture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东汉书法文化
补充资料:秦汉书法
中国秦汉时代,汉字的变迁最为剧烈,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也随之大量产生。文字的变化和书法的成就,给以后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汉书法留存今天的墨迹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上的题字;其他实物资料有金属器铭文、石刻、砖瓦、漆器等遗文,这些都是研究秦汉书法的重要资料。
秦代书法 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书同文字"。小篆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流传至今的秦代小篆作品,石刻有《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相传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琅玡台刻石》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残存10字,现在山东泰安,都是典型的秦代小篆书法。其他刻石都为后代摹刻,已失原貌。刻符有《阳陵虎符》,体势和刻石相同,圆润浑厚。秦代权、量、诏版刻的都是始皇和二世的诏书,文字也是小篆,但由于刀刻和受当时民间书风的影响,风格比较质朴,笔画多为方折,线条瘦硬,锋棱俏丽。秦陶量文字都是用刻好的小篆戳子在陶坯上捺印出来的,笔画圆厚,可以与石刻相媲美。
秦代书法墨迹有帛书和简书。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文字大都属于隶书。但有的字仍保留篆书的结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字形有长方、正方、扁方等变化,笔画浑厚朴茂,结构方圆相辅,书法工整端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有的是属于篆书,书写年代有的为秦代。这些墨迹大多比较工整,可资研究早期隶书的结构和用笔的特点。
根据记载,秦代书法家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程邈等。李斯曾作《仓颉篇》,他取史籀大篆,创造小篆,对后代篆书影响很大。他的书法骨气丰韵,方圆妙绝。相传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石均由李斯书写。相传赵高曾作《爰历篇》、胡毋敬曾作《博学篇》,都对创造小篆作出一定的贡献。程邈曾对隶书的规范做过工作。
汉代书法 汉代通行的字体约有3种:①篆书,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级的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天子策命诸侯、柩铭、官铸铜器铭文、碑上题额、宫殿砖瓦文字等;②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写,如天子尺一诏书、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③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武威的医药简、日忌、杂占诸简。其他一些文字如"古文"等应用范围较狭。
篆书 西汉碑刻篆书比较少,因丰碑大碣在西汉尚未兴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题刻,如《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坟坛》、《郁平太尹冯君孺人墓画像题记》等。其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东汉立碑之风兴起,著名篆书碑刻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东汉碑刻篆书,书法结体茂密,体势方圆结合,用笔遒劲,与秦代刻石风格不同。《袁安碑》和《袁敞碑》,因出土较晚,笔画完好,书法宽博舒展,字体遒美。《祀三公山碑》体势略参隶意,结体方正,一反小篆圆转匀称的特点。汉代碑刻篆书最为丰富多采的是碑额,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且用笔也层出不穷,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如著名的《景君碑》、《韩仁铭》、《孔宙碑》、《孔彪碑》、《华山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额,各具风貌,无一类同。
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
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的篆书。
隶书 隶书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牍,其中很多字画已是隶书的体势和写法。隶书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间,它在民间经过不断地改正和完美,到汉代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西汉石刻除一部分是篆书,其余多为篆隶递变过程中的古隶,如《杨卖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其结构已是隶书的体势,但笔画尚未见典型的波磔。隶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号汉墓西汉宣帝时期(前73~前79)的简书,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宣帝时期的简书,敦煌出土西汉天凤元年(前14)的木牍等,都是成熟时期的隶书。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波势的特色。在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
汉代简牍和帛书为隶书主要的墨迹。从已发现的汉简来看,工整谨严的隶书多见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诏令。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泊出土的《论语》残简,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简,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甘谷出土的桓帝延嘉元年(158)《诏书律令》等,都是谨严工整的隶书。居延出土汉简,多为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书写比较草率,似多不经意,而书写面貌也各不相同。
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碑刻。东汉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特别重视书法。东汉碑刻隶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字形比较方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严,有放纵不羁的趣味。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①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厚典雅。《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见彩图)。《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②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见彩图);《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后者也可分为两种风格:①书写草率随便,字形大小参差不一。
②由于写在崖壁上,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随石书写,有自然不拘的效果。其代表碑刻有《三老忌日碑》、《马姜墓志》、《芗他君祠堂刻石》、《冯君阙》,以及各地出土的黄肠石。摩崖刻石,完全是依岩壁石势来书刻,所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纪》等都属于这一类。《礼器碑》是兼有上列两种风格的汉隶书,全碑细劲雄健,在端庄中略带秀丽(见彩图)。
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不同。
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
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
草书 秦、汉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
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北部侯长高翚"简等见其大概。至曹魏、西晋,草书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工,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
章草在东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草在民间相当流行。
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昇、梁鹄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瑗、崔寔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著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唐张怀瓘《书断》说他创今草,并称他为"草圣"。王次仲擅长隶书,《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刘德昇,记载说他创造行书,虽是草创,丰赡华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梁鹄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
汉代有的书法家,名不显著,但见于碑刻,如郭香察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仇拂书《阁颂》、纪伯允书《武斑碑》。
秦汉书法留存今天的墨迹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上的题字;其他实物资料有金属器铭文、石刻、砖瓦、漆器等遗文,这些都是研究秦汉书法的重要资料。
秦代书法 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书同文字"。小篆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流传至今的秦代小篆作品,石刻有《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相传均为丞相李斯所书。《琅玡台刻石》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残存10字,现在山东泰安,都是典型的秦代小篆书法。其他刻石都为后代摹刻,已失原貌。刻符有《阳陵虎符》,体势和刻石相同,圆润浑厚。秦代权、量、诏版刻的都是始皇和二世的诏书,文字也是小篆,但由于刀刻和受当时民间书风的影响,风格比较质朴,笔画多为方折,线条瘦硬,锋棱俏丽。秦陶量文字都是用刻好的小篆戳子在陶坯上捺印出来的,笔画圆厚,可以与石刻相媲美。
秦代书法墨迹有帛书和简书。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文字大都属于隶书。但有的字仍保留篆书的结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字形有长方、正方、扁方等变化,笔画浑厚朴茂,结构方圆相辅,书法工整端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有的是属于篆书,书写年代有的为秦代。这些墨迹大多比较工整,可资研究早期隶书的结构和用笔的特点。
根据记载,秦代书法家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程邈等。李斯曾作《仓颉篇》,他取史籀大篆,创造小篆,对后代篆书影响很大。他的书法骨气丰韵,方圆妙绝。相传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石均由李斯书写。相传赵高曾作《爰历篇》、胡毋敬曾作《博学篇》,都对创造小篆作出一定的贡献。程邈曾对隶书的规范做过工作。
汉代书法 汉代通行的字体约有3种:①篆书,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级的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天子策命诸侯、柩铭、官铸铜器铭文、碑上题额、宫殿砖瓦文字等;②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写,如天子尺一诏书、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③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武威的医药简、日忌、杂占诸简。其他一些文字如"古文"等应用范围较狭。
篆书 西汉碑刻篆书比较少,因丰碑大碣在西汉尚未兴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题刻,如《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坟坛》、《郁平太尹冯君孺人墓画像题记》等。其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东汉立碑之风兴起,著名篆书碑刻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东汉碑刻篆书,书法结体茂密,体势方圆结合,用笔遒劲,与秦代刻石风格不同。《袁安碑》和《袁敞碑》,因出土较晚,笔画完好,书法宽博舒展,字体遒美。《祀三公山碑》体势略参隶意,结体方正,一反小篆圆转匀称的特点。汉代碑刻篆书最为丰富多采的是碑额,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且用笔也层出不穷,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如著名的《景君碑》、《韩仁铭》、《孔宙碑》、《孔彪碑》、《华山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额,各具风貌,无一类同。
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
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的篆书。
隶书 隶书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牍,其中很多字画已是隶书的体势和写法。隶书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间,它在民间经过不断地改正和完美,到汉代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西汉石刻除一部分是篆书,其余多为篆隶递变过程中的古隶,如《杨卖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其结构已是隶书的体势,但笔画尚未见典型的波磔。隶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号汉墓西汉宣帝时期(前73~前79)的简书,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宣帝时期的简书,敦煌出土西汉天凤元年(前14)的木牍等,都是成熟时期的隶书。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波势的特色。在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
汉代简牍和帛书为隶书主要的墨迹。从已发现的汉简来看,工整谨严的隶书多见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诏令。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泊出土的《论语》残简,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简,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甘谷出土的桓帝延嘉元年(158)《诏书律令》等,都是谨严工整的隶书。居延出土汉简,多为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书写比较草率,似多不经意,而书写面貌也各不相同。
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碑刻。东汉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特别重视书法。东汉碑刻隶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字形比较方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严,有放纵不羁的趣味。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①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厚典雅。《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见彩图)。《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②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见彩图);《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后者也可分为两种风格:①书写草率随便,字形大小参差不一。
②由于写在崖壁上,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随石书写,有自然不拘的效果。其代表碑刻有《三老忌日碑》、《马姜墓志》、《芗他君祠堂刻石》、《冯君阙》,以及各地出土的黄肠石。摩崖刻石,完全是依岩壁石势来书刻,所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纪》等都属于这一类。《礼器碑》是兼有上列两种风格的汉隶书,全碑细劲雄健,在端庄中略带秀丽(见彩图)。
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不同。
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
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
草书 秦、汉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
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北部侯长高翚"简等见其大概。至曹魏、西晋,草书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工,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
章草在东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草在民间相当流行。
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昇、梁鹄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瑗、崔寔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著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唐张怀瓘《书断》说他创今草,并称他为"草圣"。王次仲擅长隶书,《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刘德昇,记载说他创造行书,虽是草创,丰赡华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梁鹄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
汉代有的书法家,名不显著,但见于碑刻,如郭香察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仇拂书《阁颂》、纪伯允书《武斑碑》。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参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