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
史论又称史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
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证》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
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生于唐代名门,父(刘藏器)、兄(刘知柔)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奉调长安,任王府仓曹,并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工作。不久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又迁为左史,先后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自叙》)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710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迁官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为散骑常侍。他的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先后参与《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撰修。
《史通》共20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
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的内容,大致可分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史学源流及史官制度。《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刘氏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论及纪传体时,却盛誉《汉书》,并且以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则颠倒纪传体的源流。这是刘知几推崇断代的纪传史的缘故。同时,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刘氏论述了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其二,关于历史编纂学。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编纂体例、编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内容。在编纂体例方面,《史通》论述纪传史和编年史的体例,而以论述纪传体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