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吕澄先生（1896～1989年）

【吕澄先生（1896～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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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吕秋逸传略
　　吕秋逸，名澄，秋逸其字，又作秋一、鹫子，早年以吕秋逸一名为人所熟知。他是江苏省丹阳县人，出生于清光绪一八九六年。
　　秋逸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镇江中学，继之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在校肄业一年，又考入民国大学经济系。未几退学，到南京金陵刻经处，随欧阳竟无研究佛学，时为一九一四年。翌年到日本留学，专攻美术，一九一六年回国。时，刘海粟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聘秋逸为教务主任，秋逸时年二十一岁。
　　一九一八年，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筹备“支那内学院”，以秋逸曾在刻经处研究佛学之因缘，加以他对于秋逸的赏识，故邀约秋逸到刻经处协助。秋逸应邀到金陵刻处，协助竟无筹备支那内学院，由此悉废以往所学，专志于佛学研究，至于终老，前后为时七十余年。
　　支那内学院创立于极端困窘的情况下。筹备之初，以经费无著，秋逸曾随乃师南下昆明，北上北京，向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北京政府的铁路督办蒯若木募捐。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成立，一九二三年开课，秋逸于授课及管理院务之余，并校勘刻经处刻印的经典。
　　支那内学院开课之初，学人毕集，人才极一时之盛。若汤用彤、聂耦耕、邱晞明、景昌极等，均在院任教，而吕秋逸、王恩洋两人尤为重要。他二人是宜黄大师的左右手臂，也是内学院的两大柱石。故由“支那内学院”，进而开办“法相大学特科”。一时内学院声誉鹊起，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遥相对，成为国内有名的两大佛学中心。不意好景无常，一九二六年之后，北伐期间，武昌佛学院和支那内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两佛学院遭遇相同命运，师生星散，弦歌中辍。武昌佛学院只留下大敬、法舫二师看守图书法器，支那内学院也只有吕秋逸和邱晞明留在院中，陪伴著宜黄大师。
　　一九二七年，支那内学院停办──当然驻军也给房主留下了存放经书及生活的空间。（金陵刻经处范围颇大，占地二十余亩，有房屋一百多间。）秋逸和邱晞明等陪侍著宜黄大师，继续做校勘经典、著述研究的工作。《藏要》二、三辑，就是在内学院停办后十年间完成的。内学院教学工作虽然停办了，而印经工作并未间断，所以“支那内学院”的招牌仍然存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宜黄大师率领著一部分门人弟子，由秋逸押著大批的重要资料，溯江而上，到了四川，在江津停留下来，觅得房舍，成立了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开班授课，师生们仍然做著述研究工作。当然，慕宜黄大师之名，登门执经问学者仍然常有，而大师时已年近七十，垂垂老矣！他晚年致力于《般若心经》的参究，以期彻悟幻真，所有院务，由秋逸处理。
　　至于秋逸，正当四十余岁壮盛之年。他绝世天才，出于宿慧，由自修苦学，而通达英、日、法、梵、藏各种文字。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于处理院务之余，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确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印度佛学源流略论》、《中国佛学源流略论》、《杂阿含经刊定记》等重要佛学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
　　一九四三年二月，宜黄大师欧阳渐逝世，大师各地弟子到江津奔丧，内学院并召开院友会。在众院友的公推下，秋逸继任院长，王恩洋等院友担任院友会理事。
　　关于吕秋逸的传记资料，目前发现者尚极有限，尤其是他生平生活情形，所知者更少。在宜黄大师逝世后未久，大师的另一弟子熊十力，于是年三月上旬，写信给吕秋逸，由这封信中，我人可窥知秋逸的一些生活情形，亦可对内学院蜀院有所了解，十力函件原文曰：
　　来函收到，师事、法事，一切偏劳，吾感且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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