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
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
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
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
“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
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
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
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
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
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
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
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
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
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
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
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
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
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
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
“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
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
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
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
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
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
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
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
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
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
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
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
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
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
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
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
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
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
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
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
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
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
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
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
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
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
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
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
“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
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
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
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
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
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
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
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
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
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