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昌祺著。文言短篇小说。

李昌祺（1376——1451）名祯，以字行，另有侨庵、运甓居士等别号，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其父李伯葵，有诗名。昌祺二十岁文誉蔚起。永乐二年（1402）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预修《永乐大典》擢礼部郎中，迁广西左布政使。永乐十七年因过失被撤职，罚役房山。一年后，赦免回京。仁宗洪熙元年（1425）重新起用为河南左布政使，正统四年告病致仕，家居二十余年，“屏迹不入公府。故庐裁敝风雨，伏腊不充。”

于景泰二年（1451）病逝，终年七十六岁。昌祺为官清厉刚正，救灾恤贫，官声甚好。且才华富赡，学识渊博，著作有诗文集《运甓漫稿》、《客膝轩草》、《侨庵诗余》等。永乐十七年，谪役房山期间，昌祺仿拟瞿佑《剪灯新话》创作了《剪灯余话》。该书于永乐十八年由翰林侍读学士曾■、翰林侍讲王英、翰林修撰罗汝敬等为之作序，昌祺本人也写了序言，叙述了《剪灯余话》成书的原委。《余话》序云：“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奕，非籍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又云“若余者，则负谴无聊，姑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为之，以取讥之大雅。”由于文艺在当时是文人雅士不屑为的，昌祺亦因此颇受讥议。他死后“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都穆《都公谈纂》也说：“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祺独以作《余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

《余话》当时以抄本流行，宣德八年有了第一个刻本。据《千顷堂书目》子部小说类载，该书成化丁亥（1467）有刊本。清乾隆五十六年刊本、同治十年刊本均三卷，诵芬室丛刊本五卷。1959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剪灯新话》周夷校注本及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该书均附《剪灯余话》五卷（22篇）校注。

李昌祺曾让人相信他是“以文为戏”，实则不然。由于作者曾两度奉朝廷之命抚恤灾民，“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使他对黎民百姓的苦难和悲哀有较深的体会，故而在作品中无法回避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书中写灵怪、幽冥各篇，借古人之口而议论古今政事，曲折反映社会现状。《长安夜行录》通过明时人期仁的奇遇，描写了一个唐代卖饼者之妻当年如何被宁王所夺又放归的经过，借此女子所蒙受的冤屈，揭露了上层统治者夺人妻女的罪行。文中特别借卖饼者妻之口，对一些舞文弄墨者的无耻行径表示愤慨。这些文人用轻描淡写的韵事来文饰宁王夺人之妻的罪行，以谎言掩盖事实，开脱美化罪恶。明明是唐宁王以势压夺人妻，而《本事集》却记载为：“当时夫婿轻一诺，金屋茆檐两迢递”。

卖饼者妻抗议道：“厚诬如此，何以堪之！”“呜呼！回思当时，事出迫夺，薰天之势，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轻一诺为妾夫罪，岂不冤哉！……”《月夜弹琴记》中，宋代谭节妇赵氏因为不甘受辱于元兵，视死如归，结果影留人世，魂上仙界。《琼奴传》写琼奴被吴指挥所悦，欲娶为妾，琼奴不从，则遭受百般折磨，先是“压以官府”，琼奴被逼自缢未遂，然后被“逐去他居，欲折困之”。在驿站，琼奴与未婚夫相遇成婚，吴指挥竟以逃军罪名将其夫杖毙埋在炭窑内，扬言：“若又不从，定加毒手。”统治者的骄横可见一斑。《何思明游■都录》说的是“人间清要之官”因招权纳贿，恃势营私而在地狱受罚；《秋夕琵琶亭记》论陈友谅杀功臣，亲小人，武臣纵情酒色，文吏惟事空言，终于未成帝业。特别是《青城舞剑录》议论元代当太平之日，以高枕肆志，纵情于声色犬马，终至亡国的教训，明显讥刺时政，褒扬张良能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为杰中之杰，反喻朱元璋的诛杀功臣。

《剪灯余话》中有些作品是表现婚姻爱情的，既有人与人的世俗婚恋，也有人与鬼的恋爱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余话》的人间爱情系列中，大部分篇章是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