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he exogenous institution
外生性制度
1.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coordinating the endogenous and the exogenous institutions,the new style rural insurance system which accords with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embodies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文章提出从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彼此互相配合角度化解其演化路径锁定状态的思想,完善现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符合现代文明、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2) exogenous institution
外生制度
3) system externality
制度外部性
1.
According to system externality and transaction cost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e social total efficiency is defined and the extended electricity market structure analysis method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it.
根据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关键思想,定义了电力市场中社会总效率的概念,提出了基于社会总效率的电力市场结构分析方法。
4) the endogenous institution
内生性制度
1.
The research focus on rural migrants employment by the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t is a supplementary of the macro-policy reseach about rural migrants employment.
本论文通过对内生性制度理论的梳理和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分析，把握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5) production institution
生产性制度
1.
This paper, however, argues that it is not tr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reform destroys or weakens the production institution, which is oriented by learning, ability increase, and innovation, and China is getting down to the lower end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s.
但若考虑我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很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这种改革不仅没有继续推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和破坏了以学习、能力提高和创新为导向的生产性制度建设,正在使我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6) external dynamic mechanism
外生性动力机制
1.
The external dynamic mechanism of Marxism Chinese Characterization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various external dynamic structural elements which push up the process of Marxism Chinese Characterization.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生性动力机制指的是所有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外在动力构造要素的有机组合;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外生性动力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形成阶段性发展特征的根本原因。
补充资料：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由美国货币学派代表人物M.弗里德曼提出的一种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主要是由经济体系以外的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是外生变量。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规定存款-储备比率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模型中，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主要有:①强力货币H（基础货币）；②存款-准备金比率D/R；③存款-通货比率D/C。在这三项决定因素中，强力货币反映货币当局的行为，存款-准备金比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行为，存款-通货比率反映非银行部门的行为。其中,强力货币可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商业银行从强力货币中吸收存款准备金及其所意愿保有的超额准备金，非银行部门从强力货币中吸收通货以满足其货币需求，而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则构成强力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确定的函数关系。这样，如果假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为一常数，或者它们的变化较为稳定，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完全取决于强力货币的变动，而强力货币变动本身又处于货币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可以说是由货币当局在经济货币体系以外决定的，是一个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见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系一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经济波动即名义收入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状况。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货币需求函数在长期内是极为稳定的，名义收入的变动主要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引起。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货币制度，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是外生的，与经济活动相分离的。既然货币需求函数极为稳定而货币供应量又是外生的可控的,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就成为影响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产出和价格波动只有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控制产出和价格的波动。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这种外生的可控的货币供给有其局限性。在实际的货币供给过程中，除了强力货币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外，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部门的资产持有意愿，而这种资产持有意愿又主要决定于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例如，J.托宾指出，弗里德曼货币理论模型中的三个变量，即强力货币、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交叉影响，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往往随着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从而不能假定为一常数，它们的变动也是极不稳定的。就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而言，实际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会增加非银行部门对通货的需求，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达到顶峰之前便开始下降，而实际经济活动的收缩则往往会导致通货由非银行部门向商业银行回流，从而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降至谷底之前便开始回升。可见，存款-通货比率与实际经济活动存在着因果关联，二者往往反向变动，货币当局很难通过强力货币的变动将其纳入自己的政策意向轨道。就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变动而言，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系由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共同构成，超额准备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短期利率趋于零，强力货币越多，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意愿就越强，强力货币与存款-准备金比率反向变动，中央银行难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对此,弗里德曼指出:他并不否认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但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远不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可控的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的定义是严格界定的，它专指M2（即非银行部门持有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这个定义将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区别开来，强调了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这就加强了他所提出的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参考书目
M.Friedman & A.J.Schwartz, A Monetɑ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ɑtes , 1867-19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1963.
陈端洁：《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货币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在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模型中，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主要有:①强力货币H（基础货币）；②存款-准备金比率D/R；③存款-通货比率D/C。在这三项决定因素中，强力货币反映货币当局的行为，存款-准备金比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行为，存款-通货比率反映非银行部门的行为。其中,强力货币可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商业银行从强力货币中吸收存款准备金及其所意愿保有的超额准备金，非银行部门从强力货币中吸收通货以满足其货币需求，而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则构成强力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确定的函数关系。这样，如果假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为一常数，或者它们的变化较为稳定，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完全取决于强力货币的变动，而强力货币变动本身又处于货币当局的控制之下，因而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可以说是由货币当局在经济货币体系以外决定的，是一个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见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系一外生的可控的变量这一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经济波动即名义收入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给函数与货币需求函数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状况。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货币需求函数在长期内是极为稳定的，名义收入的变动主要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引起。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货币制度，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是外生的，与经济活动相分离的。既然货币需求函数极为稳定而货币供应量又是外生的可控的,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就成为影响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产出和价格波动只有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控制产出和价格的波动。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弗里德曼这种外生的可控的货币供给有其局限性。在实际的货币供给过程中，除了强力货币可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外，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部门的资产持有意愿，而这种资产持有意愿又主要决定于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例如，J.托宾指出，弗里德曼货币理论模型中的三个变量，即强力货币、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交叉影响，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往往随着实际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从而不能假定为一常数，它们的变动也是极不稳定的。就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而言，实际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会增加非银行部门对通货的需求，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达到顶峰之前便开始下降，而实际经济活动的收缩则往往会导致通货由非银行部门向商业银行回流，从而使存款-通货比率在经济活动降至谷底之前便开始回升。可见，存款-通货比率与实际经济活动存在着因果关联，二者往往反向变动，货币当局很难通过强力货币的变动将其纳入自己的政策意向轨道。就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变动而言，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系由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共同构成，超额准备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短期利率趋于零，强力货币越多，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意愿就越强，强力货币与存款-准备金比率反向变动，中央银行难以通过控制强力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
对此,弗里德曼指出:他并不否认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但实际经济活动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远不如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决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可控的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中，货币供应量的定义是严格界定的，它专指M2（即非银行部门持有的通货和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这个定义将货币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区别开来，强调了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这就加强了他所提出的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参考书目
M.Friedman & A.J.Schwartz, A Monetɑ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ɑtes , 1867-19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1963.
陈端洁：《弗里德曼与托宾的货币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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