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中国古代青铜器

    　　特指中国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1～前 5世纪)的青铜器，也可泛指其后的青铜制品。在青铜时代，它是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体现了当时的艺术水平和社会风尚,为史家所重视。秦汉以后,青铜的使用范围缩小。青铜礼器逐渐消失，兵器和容器大部分为铁、漆、瓷等材料所取代,只有镜鉴、带钩等服御器和若干工艺制品,仍有所发展。
　　
　　发现和研究 　汉武帝时已有发现古代青铜器的记载。汉宣帝时的古文字家张敞就曾对美阳出土的尸臣鼎作过考释研究。自宋代起，古代铜器的发现和著录成为金石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早的著录是《考古图》。清代以来，宫廷收藏甚丰，民间发现也多，出现了不少的收藏家和研究者，刊布了一大批重要的著作和图录。
　　
　　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开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有了考古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扶风周原、宝鸡茹家庄、浚县辛村、洛阳北窑、灵台白草坡、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以及陕西西安、辽宁喀左等地相继发现了代表各个时期的青铜器，从而以出土的器物为纲，建立起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序列，对西周青铜器进行了编年，并对东周青铜器进行了区域的划分。各地博物馆也收藏有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以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收藏最丰。
　　
　　宋和清代的学者对铜器的研究大都局限于金石学和小学。近代以来，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用金文资料研究西周历史和有关问题，同时研究铜器的名称和用途，借以考证古代礼器制度。较早对传世青铜器作综合研究的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主要研究铭文；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考察了青铜器各个相关的问题,侧重于器形、分类和花纹描述,系统地提出区别分类、考定时代的方法；李济等则利用殷墟考古所获铜器，探讨它们的器形和纹饰特点以及铸造工艺，编写成《古器物研究专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要著作有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郭宝钧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的《商周青铜器纹饰》等。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是国外对商周时代青铜器研究较为详密的著作之一。此外，有关铜器的合金成分、铜矿的采冶、铜器的铸造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了可喜的成果。
　　
　　分期和断代 　青铜器的分期有 3种意见，郭沫若分为5期，即滥觞期(大致相当商代前期)、勃古期(商代后期至西周昭穆之世)、开放期(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衰落期(战国末叶以后);郭宝钧分为6个阶段,即萌生阶段(早商)、进步阶段(中商)、发展阶段 (晚商及西周前期)、组合阶段(西周后期及东周初年春秋早期)、分铸阶段 (春秋中期至战国)、专精阶段(战国中末期)；一般分期方法则采用以王朝区划作为分期的方法，如夏代铜器(即二里头文化铜器)、商代铜器、西周铜器、春秋铜器、战国铜器、汉代铜器，等等。
　　
　　夏代铜器在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中俱有发现, 迄今所知的器种有爵、斝、戈、刀、鏚、锥、凿、铃以及铜牌饰等。其中爵和斝或已成为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器形较粗简，采用单范或双范合铸的方法，器面光素或仅有简单的连珠纹和镂孔装饰。合金成分含量不稳定。容器胎质很薄，显示出初期青铜器的不成熟性。
　　
　　商代青铜器又分商代早、中、晚 3期。早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铜器为代表，传世品较少，容器有鼎、鬲、、觚、爵、斝、卣、罍、盘等，兵器和工具的种类有所增加。胎质一般较薄，花纹也较简单，有粗线和细线的变体兽面纹。但这时已有大型器物，如郑州出土的高达 1米的大方鼎，已采用分体铸造的技术，表现出一定的工艺水平。
　　
　　商代中期铜器以河北藁城台西村和安徽阜阳和肥西所出的青铜器为代表，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铜器为代表，不仅器类有很多的增加，器形也有很大的发展，铜礼器一般都很厚重，大型器物迭见，花纹繁缛精致，并出现铭文。这是中国古代铜器的鼎盛时期，并影响到西周早期铜器的发展。
　　
　　西周时期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青铜冶铸技术日趋成熟，器类和数量均有较大的增长。但是，纹饰略呈退化趋势，构成西周铜器的典型风格之一。铭文有了极大的发展，传世及出土的铜器多见长篇铭文，铸工精湛，风格华美。
　　
　　西周早期常见的铜器种类,食器有鼎、鬲、甗、簋、盂，酒器有觚、爵、觯、斝、觥、尊、卣、方彝、罍、壶、盉，水器有盘，器座有禁，乐器有钟、铙。西周中期铜器趋于简朴，器类也有较大的增减。早期常见的方鼎、觚、爵、角、斝、觥、卣、方彝等大量减少或完全消失,簠、、匜等开始出现。晚期则以简朴为特征,纹饰、铸造都呈现粗简的风格，器种基本与中期一致。从西周早期后段开始,列鼎和编钟逐渐形成制度,中期、晚期乃至春秋战国，列鼎和编钟一直是标志当时社会等级的礼器制度。
　　
　　东周铜器分春秋、战国两期，其中春秋时期的前段与西周晚期的风格基本一致。春秋时期的中后段，青铜礼器及其他铜器在器形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区域特点,形成三晋、齐鲁、燕、楚、秦、吴越等6个区域。器类依用途分，则礼器比例渐小，日用器比例增大。新出现的器类有敦、椭杯、盆、鉴、于、长剑等。冶铸技术和装饰工艺有显著的进步，分体铸造技术更加成熟，使用亦广,并已发展出金属焊接技术,若干地区还出现了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商及西周的兽面纹等气派凝重、纹样繁缛的花纹已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风格纤巧、线条流畅的几何纹、植物纹、蟠螭纹以及刻画礼仪生活和水陆攻战等情景的图像纹，并采用样版捺印、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装饰工艺，反映了铁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交替之际青铜铸造业的长足发展。东周铜器铭文一般很简短，间有长篇铭文。字体则依铜器的发展区域而形成各个区域风格，如中原晋和东周等国的字体方整劲隽，秦国字体严谨古穆，南方吴越和荆楚的字体修丽奔放，有时书成鸟篆，北方中山国等国的字体朴实华美。东周铭文注重装饰性，日益失去记事颂祖敬君的特征。至战国晚期，金文铭刻的内容则多为物勒工名。
　　
　　秦汉铜器中，礼器比重大减，生活用品种类和数量增多，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等承东周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有所更新、创制，以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青铜器种类。
　　
　　

参考书目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7年3期。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北京，194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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