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新年画

    　　中国现代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年画艺术。民间年画有悠久的历史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由于时代的局限，旧年画中有不少封建落后因素。在近百年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同时，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审美意识有了重大的变化，于是出现了新年画。
　　
　　民主革命时期新年画 　清朝末年有人提出年画改良，民间年画中也出现了少数反映女子学堂等具有维新思想的作品。由于年画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当时未能得到文化界的注意。最先充分重视年画的是鲁迅，他在倡导新木刻运动的同时，号召木刻青年向传统的民间美术借鉴,提出美术工作者要从新年花纸中吸收营养,并取其优点而改去其劣点的意见。新年画创作的开始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延安和晋东南的抗日根据地。那时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尝试使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战。1939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展慰问群众活动时，江丰和沃渣分别创作了《保家卫国》和《春耕图》两幅年画，并用木刻套色印刷，分赠群众。与此同时在太行山根据地由胡一川等组成的木刻工作团，也学习和吸收传统年画形式和技巧尝试创作新年画，画出了《军民合作》和《开荒》（胡一川）、《抗日人民大团结》（陈铁耕)、《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罗工柳）、《织布》(杨筠)、《春耕大吉、保卫家乡》（彦涵）等作品。作者自刻自印，在农村集市上试销，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继而，他们根据抗战形势的宣传需要，扩大木刻工作团，建立晋东南鲁迅艺术文学院分校木刻工场，大量创作刻印新年画。其中有门画、历画、四扇屏、连环画、战争画等多种，还有题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年画，印成对敌伪军的宣传品，使新年画创作的内容及形式都日渐丰富，艺术质量不断提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美术干部也学习武强年画形式及刻印技术，由徐灵、娄霜、沃渣、李又罘、油飞虹等人创作了《抗日光荣》、《立功喜报》、《保卫边区》等抗战内容的门画和年画。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木刻工场及江苏盐城鲁迅艺术文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也都创作刻印了新内容的年画。这一时期的新年画创作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宣传战斗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创作新年画热潮，仅1944年冬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刻印的套色年画达30种。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美术研究室成立了年画研究室，针对年画创作中生搬硬套旧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先后写有《关于新年画利用神像格式问题》和《新年画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等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新年画创作的发展。当时较好的年画作品有《念书好》(江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沃渣)、《讲究卫生、人兴财旺》（古元）、《丰衣足食图》(力群)、《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彦涵）、《学习文化》（戚单）等。这些作品大都注意了向民间美术学习，采取传统刻印方法，以红火热闹的形式，歌颂抗战及根据地新生活新气象，艺术上日趋成熟，成为当时抗日根据地美术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大后方桂林以及湖南长沙等地的美术工作者也曾作过利用民间形式画抗战门画的尝试。
　　
　　1945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展，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分散到全国各地，新年画创作在全国各解放区继续开展，特别是1948年三大战役后，解放区迅速扩大，新年画又由农村进入城市。东北解放区新年画创作数量多、影响大，不少作品反映了土改及参军保田运动，被群众称为翻身年画，仅1947年东北画报社即出版年画20多种，其中如《合家欢乐》(安林)、《新年劳军》(施展)、《喜气临门》（张仃）、《民主联军大反攻》(西野)、《儿童劳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张仃），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华北解放区年画创作也非常活跃，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教学和创作就把年画作为主要内容，一些民间艺人接受培训，解放区美术工作者与武强年画民间艺人合作成立了冀中文协年画改造委员会，后与华北大学美术工厂合并迁往石家庄，更名为华北美术社（后改名为大众美术社），成为年画和普及美术作品的出版机构。1948年即出版年画30多种,印数达60万份,比较优秀的作品有《参军图》（洪波，(见彩图)、）《娃娃戏》(冯真)、《豆选》（顾群）等，在华中、华东等地新年画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主义时期新年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解放区新年画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新年画创作和旧年画改革齐头并进,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49年11月中央文化部颁发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从创作方针、内容到具体组织措施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提出了"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技术上必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要求各地文艺团体发动和组织美术工作者从事这一画种的创作和进行旧艺术改造工作"的号召。1950年,文化部在全国文化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更明确规定："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首先选择那些对于开展普及工作最为需要，在广大人民中间最有影响的部门作为重点来进行"。这以后，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新年画首先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与扶植，各地文化机构及出版部门采取种种措施积极动员和组织画家及民间艺人参加创作，并在深入生活及创作观摩等方面为作者提供便利条件，从而使创作质量得到提高并在短时期内即取得可喜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即有23个地区创作出版了新年画412种，发行量达700万份。参加创作的画家有来自解放区的美术干部，也有知名的中国画家、油画家、版画家。他们把创作年画作为为人民服务与群众结合的光荣任务，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为年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这一时期的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吸取了中国画和水彩画的技巧，表现手段趋向丰富。虽然木版年画仍在部分农村地区流行，但绝大部分都采用了胶版印刷，年画形式风格有了新的发展。为了推动新年画创作的繁荣，文化部在1950、1952年进行了两届全国优秀年画评奖，涌现出像李琦的《农民参观拖拉机》、古一舟的《劳动换来光荣》、安林的《毛主席大阅兵》、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邓澍的《保卫和平》、古元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等优秀作品。1953年以后，不少画家转向其他画种的研究和创作，显示了人民对美术创作欣赏要求的日益增多,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作者坚持年画创作,而且深入生活,提高技巧,努力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艺术上更为成熟,画出了《数他劳动强》、《赶春会》、《唱个山歌送代表》、《考考妈妈》等现代题材作品。此外，还有以传统戏曲故事为题材的《西厢记》、《武松打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50年代初，上海美术工作者对月份牌年画进行了改造和革新。改革中注意剔除其思想上和艺术上不健康成份，保留其细腻鲜艳为群众欢迎的艺术特色。金梅生的《新中国的歌声》在1950年获奖,1956年还创作了《菜绿瓜肥产量多》(见彩图)等思想性艺术性都更为成功的作品。民间木版年画的改造工作也颇有成效，在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县、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等地都刻印了新的木版年画。特别是山东省一直把年画创作放在重要地位，不少美术工作者在继承潍县年画优秀传统基础上勇于创新，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天津杨柳青画店，在对旧杨柳青年画进行改造的同时，培养了一批新的创作队伍，创作了大量新的杨柳青年画。在年画革新的同时，对一些珍贵的传统刻版也加以征集整理作为历史资料，使这一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得以延续和保存。　　"文化大革命"期间使新年画艺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些珍藏的传统年画资料也被劈烧砸烂，造成万马齐喑的萧条冷落局面。
　　
　　1976年以后，中断10年的年画艺术重新复苏，一支年画作者队伍重新开始形成，受迫害的老年画家恢复了创作,题材内容及艺术形式又展示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表现现代题材及传统历史题材的年画都出现了优秀作品，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年画的发行量逐年增长，1981年年画总发行量达7亿张左右，相当于1949年的100万倍，有的受欢迎的作品印数高达600万张。 1983年举行了全国第1次年画会议，翌年举办了第3届全国年画评奖，评出《女排夺魁》（李慕白、金雪尘）、《敬爱的元帅》(樊怀章等)、《江山多娇》（陈继武、盛二龙）、《花繁果硕人长寿》（丁楼辰）、《祖国啊！母亲》（刘嘉奇）、《菜绿瓜肥产量多》（金梅生）、《同欢共乐》（刘文西）7件一等奖在内的年画141件，另外还设立了年画作者奖、年画编辑奖、年画研究工作奖、年画出版工作奖及年画发行工作奖，对年画有特殊贡献的金梅生、李慕白、王叔晖、朱石基被授予荣誉奖。在年画发展过程中，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以及辽宁、陕西、河北、广东等省的美术出版机构，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新年画创作与出版的主要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新年画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成就是可观的。年画在适应年节装饰需要的前提下，题材内容非常广泛，除表现现代生活及历史故事外，山水、花鸟也有相当比重，艺术上借鉴了其他画种的表现技巧，使形式风格不断丰富和发展。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中堂画、挂历画等形式相继流行。不过，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如何适应新局面新要求，已成为发展新年画艺术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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