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的路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路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路上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既是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
尽管古道难行,古代的商旅却在千难万险中打通了这一条民间的贸易商道,利用马匹、骆驼以至人力,运载着丝绸、布匹、瓷器、铁器、漆器、茶叶等到印、缅各地,又携回宝石、珍珠、海贝、琉璃等辗转贩卖。印度佛教境思路沿线传播,掸(缅甸)人的乐队和杂技在东汉时传入洛阳宫廷,也是通过西南丝路上的永昌道与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
西南丝路从四川起步,分别走东南面的五赤道和西南面的灵关道,最后汇合于大理,从大理往西,经过漾濞县城,就进入博南山区。博南是公元1世纪开始沿用的县名,治所就在今天的永平县。这条山道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5年前后下令开凿的(当时称为博南山道)。古道向西跨过澜沧江,便进入保山地区。保山是古时的永昌郡、永昌府的治所,也是这一代丝路通过的主要地区,所以「永昌道」便被作为这段古道的名称了。
站在澜沧江边,可见博南山与罗岷山绝壁对峙,旁有兰津古渡,这是走永昌道的必经之路,渡口附近有两座桥墩,建有一座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铁索桥——霁虹桥。相传那时候每天清早桥亭大门未开时,等候过桥的商旅、人马以排成五、六里长的队伍。今天,驿路上还留有深深德马蹄窝,足以证明那时驿道上马匹来往频繁的程度。
博南古道的开辟,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外收获。当他历经千辛万苦,结果发现到西域各国“从羌中险,羌人恶之,稍北则为匈奴所得”(《史记·大宛传》),“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史记·西南夷传》)。因此古道的开辟从开始就非同一般商道修建,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深远的军事目的。
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以联络西域各国挟击匈奴,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张骞在大夏“见蜀布邛竹杖”(据《史记·大宛传》),他由此推断西南有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在归来后,向汉武帝禀报此事。汉武帝遂派人前往西南夷,寻找开辟“蜀(四川)身毒(印度)道”。但使臣因为受到嶲唐昆明等部落的阻碍没有寻找到。公元前109年,孝武帝通过再次寻找,打开了这条通道。到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汉王朝相继建立了哀牢、博南二县。至此,一条始于四川,分“朱提道”和“灵光道”两路进入云南,在楚雄汇合后并入“博南古道”,跨过澜沧江,再经“永昌道”“腾冲道”出缅甸、印度等国的国际性通道完全打开。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终于得以完成。这条道路就是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200年的“南方丝绸之路”。
在这条横亘几千里的国际大道上,翻越横断山脉博南山主峰的道路不过百里。但由于博南山山势险峻、树林荫翳、烟雾迷离,山之西麓又有滚滚澜沧江为天然屏障,于是在山顶形成了军事上的制高点“丁当关”,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军事前哨,因此博南山成为整条古道上最为重要的一道门槛,盘贯全山的古道则成为整条“蜀身毒道”上最为凶险,也最为著名的一段,被称为“博南古道”。博南古道开通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汉王朝的期望。它的开通,实现了汉王朝的初衷,联系西域、消除匈奴威胁。并先后设置了叶榆、不韦、比苏、云南、 嶲唐、哀牢、博南、邪龙八县,建立了永昌郡,巩固加强了中央集权,开发了西南边疆。同时它还成为了我国最早与外国经济贸易往来的通道之一。通过这条道路,把国内的蜀布、邛竹杖、蚕丝、茶叶、烟、盐、中药材等货物运到南亚西亚甚至欧洲诸国,又把国外的棉纱、小百货、煤油、宝石等运回国内进行交易,使沿途经济得以发展。
到了1937年,因滇西抗战的需要,绕行博南山的滇缅公路永平段竣工通车,大批战略物资和信息不再经由博南古道马帮驮运,国际运输线由古丝绸之路转移到滇缅公路上,但古道仍然是民间运输要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9年至1980 年,滇缅公路永平段分期得到改建,改建后的公路走势与博南古道相同,并且大部分重合,里程得到缩短,行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02年,穿过博南山的大保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使博南古道彻底沉寂下来。博南古道、滇缅公路、320国道、大保高速公路以及开工在即的大瑞铁路,都在博南山段重合,不同的只是分别以翻越、绕行、穿透三种形式跨越了博南山这道不变的屏障,这不是机缘巧合,而是充分佐证了博南山在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也佐证了先人们开辟修建博南古道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