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cotton experimental farm
棉业试验场
2) Agricultural Experimental Farm
农业试验场
3) site commercial test
现场工业试验
1.
The error has been corrected by site commercial tes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fuzzy random theory.
结合现场工业试验和模糊随机理论,修正了传统破碎力为一集中载荷给设计分析带来的误差。
4) In-situ testing
现场工业性试验
5) weaponry industry testing plant
兵器工业试验场
6) cotton growing experiments
植棉试验
补充资料:中国近代棉纺织业
指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中国设立的机器棉纺织业。
从清末到中华民国初期 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开始酝酿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但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直到1890年才投产。该厂集资40万两,拥有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可惜在投产后三年左右,毁于大火。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湖北织布局,于1892年底投产。上海尚建有3家纺织厂,即华新纺织新局(1891)、华盛纺织总局(1894)和裕源纱厂(1894)。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全国已开车的机器设备计有纱锭12.9万余锭,布机1800台。这反映了中国棉纺织业创建时期的状况。
甲午战争后,棉纺织业利润优厚,刺激了这一行业的发展。1895~1899年五年中分别在上海、宁波、无锡、苏州、杭州、萧山、南通等地增设了10家棉纺织厂,18.8万枚纱锭,形成中国棉纺织业第一次设厂高潮。著名的业勤纱厂、大生纱厂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建立的。
但是,外国资本势力凭借马关条约特权,迅速侵入这一行业。在1897年一年中,上海出现了4家外资棉纺织厂,分属英、美、德三国所有。资本总计405万余两,纱锭16万枚。
20世纪初,列强加紧对华侵略。1902年又有日本三井洋行收买华厂楔入上海棉纺织业。在英、美、德、日四国势力交相抢夺的情势下,1900~1904年五年中,华资棉纺织厂竟无一家成立。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棉纺织业也在原有基础上稍有进展。1905~1908年四年中,分布在苏、浙、豫及上海的新建棉纺织厂8家,共有资本534万元,纺锭12.9万余枚。但是面临外资兼并和压迫的处境,中国棉纺织业经营的困难有增无已。创业于1895年的大纯纱厂到1908年为日本资本所兼并;1907年以中日合资开办的上海九成纱厂,开业不久便为日资所吞并。其他华商各厂也屡经改组。据不完全统计,在1905年以后的六年中,新旧华资纱厂的改组、出租和出售的达 8家、11次之多。这表明了中国棉纺织业在兴起阶段遭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威胁,处于艰难的地位。截至中华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全国还只有纱锭484192枚,布机2016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棉纺织品输入减少,欧洲各国在华纱厂也无力增加投资,中国市场上纱布价格猛升,原来处于维持状态的旧有纱厂,如无锡振新、宁波和丰、江阴利用、天津裕元及华新、南通大生等厂在战争期中都获得了高额利润,年年扩充并增设新厂。1914~1922年九年内,纯由民族资本设立的纺织厂达54家,反映了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若干大型纱厂如上海申新、永安、厚生,天津华新、恒源、北洋和武昌裕华等厂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但这一时期日本棉业托拉斯却乘虚而入,仅1921~1922两年间,日本在上海、青岛两地,便设立了15家棉纺织厂,纺锭总数增加近30万枚,新增布机1500台。日本资本尽力楔入一些新设的和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的华商纺织厂,以致这一时期与日本垄断资本发生借款关系的华资厂达13家,其中有 7家因无力偿债而为日资所兼并。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一度出现的建立纱厂的热潮随之消逝。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抵制外货是群众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对棉纺织业的发展有所刺激,在其后的三年中,华资纺织厂增至73家,已开工纱锭达201万余枚,布机1.2万台。但同期中,外资纱厂的倾轧日益严重,其中日本资本的膨胀最为明显。截至1936年,在棉纺织业最集中的上海,共有纺织厂65家,其中华厂31家,日厂30家;共有纱锭266.7万余枚,华厂为111.4万枚,占41.8%,日厂为133.1万余枚,占49.9%;共有布机30058台,华厂为8754台,占29.1%,日厂为17283台,占57.5%。这表明日本资本在上海棉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1936年,全国棉纺织业共有纱锭5102796枚,其中外资纱厂纱锭为2356404枚,占46.2%;共有线锭532270枚,外资线锭为358954枚,占67.4%;全国布机共有58439台,外资布机为32936台,占56.4%。
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地区棉纺织业损失奇重。据统计,上海、常州、无锡华商纱厂纱锭遭直接破坏的达52.2万余枚,布机达6000余台。武汉、沙市、郑州一带棉纺织厂历尽颠沛,内迁川、陕等地。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查处统计:至1939年3月止,迁到后方的纺织厂共有59家,大部分是小型织布厂,而大中型棉纺织厂只有九家,计有纱锭15.9万枚,布机800台。战时后方购置大型纱机设备十分困难,新增的纺织厂多是拥有2000枚纱锭的小厂。国民党政府采取严格的统制政策,实行纱布统购统销、代纺代织,而统购统销所规定的官价远低于市价,代纺代织的工缴又远在成本之下,加之苛捐杂税,通货恶性膨胀,使民族棉纺织厂难以维持,不得不相继减产停工。据统计,1942年,后方大型纱厂虽有30余万枚纱锭,但开工运转的只有17.6万枚。
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处境更为困难,它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华资棉纺织厂开工者不多。日本是一个产棉不足的国家,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美国和印度输入棉花的来源断绝,华棉遂成了日本本土亟需的资源。在沦陷区,原棉和动力的供应十分缺乏,迫使各大型纺织厂停工。1943年,南京、上海一带遂出现了一些拥纱锭一二千枚的小型纱厂,以适应社会需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等地经营的棉、毛、麻、绢工厂及印染、轧花、打包等附属工厂85家,并在这些厂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为拥有纱锭近180万锭的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但是,纺建公司所属各厂生产效率奇低,它的纱锭和织机的运转数额在1946年平均不到半数,最低时只有19%(纱锭)和14%(织机)。每月产纱率只达标准产纱率的37%,比抗战后华商纱厂的平均产纱率还要低57%。至于民营纺织厂,在国民党政府假借"平抑物价"的名义下,所需原棉和所产成品均受到严格的控制,以致各民营棉纺织厂原料供应严重不足,而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影响下,成本高昂,亏损严重,不得不停工减产。
历史表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它在初创时期历尽外国侵略势力的倾轧,几经起伏,得到了一点微弱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迫使它在萧条中挣扎,而40年代的战争破坏和战后官僚资本的摧残,终于使棉纺织业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行业陷入了空前危机的地步。
从清末到中华民国初期 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开始酝酿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但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直到1890年才投产。该厂集资40万两,拥有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可惜在投产后三年左右,毁于大火。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湖北织布局,于1892年底投产。上海尚建有3家纺织厂,即华新纺织新局(1891)、华盛纺织总局(1894)和裕源纱厂(1894)。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全国已开车的机器设备计有纱锭12.9万余锭,布机1800台。这反映了中国棉纺织业创建时期的状况。
甲午战争后,棉纺织业利润优厚,刺激了这一行业的发展。1895~1899年五年中分别在上海、宁波、无锡、苏州、杭州、萧山、南通等地增设了10家棉纺织厂,18.8万枚纱锭,形成中国棉纺织业第一次设厂高潮。著名的业勤纱厂、大生纱厂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建立的。
但是,外国资本势力凭借马关条约特权,迅速侵入这一行业。在1897年一年中,上海出现了4家外资棉纺织厂,分属英、美、德三国所有。资本总计405万余两,纱锭16万枚。
20世纪初,列强加紧对华侵略。1902年又有日本三井洋行收买华厂楔入上海棉纺织业。在英、美、德、日四国势力交相抢夺的情势下,1900~1904年五年中,华资棉纺织厂竟无一家成立。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棉纺织业也在原有基础上稍有进展。1905~1908年四年中,分布在苏、浙、豫及上海的新建棉纺织厂8家,共有资本534万元,纺锭12.9万余枚。但是面临外资兼并和压迫的处境,中国棉纺织业经营的困难有增无已。创业于1895年的大纯纱厂到1908年为日本资本所兼并;1907年以中日合资开办的上海九成纱厂,开业不久便为日资所吞并。其他华商各厂也屡经改组。据不完全统计,在1905年以后的六年中,新旧华资纱厂的改组、出租和出售的达 8家、11次之多。这表明了中国棉纺织业在兴起阶段遭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威胁,处于艰难的地位。截至中华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全国还只有纱锭484192枚,布机2016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棉纺织品输入减少,欧洲各国在华纱厂也无力增加投资,中国市场上纱布价格猛升,原来处于维持状态的旧有纱厂,如无锡振新、宁波和丰、江阴利用、天津裕元及华新、南通大生等厂在战争期中都获得了高额利润,年年扩充并增设新厂。1914~1922年九年内,纯由民族资本设立的纺织厂达54家,反映了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若干大型纱厂如上海申新、永安、厚生,天津华新、恒源、北洋和武昌裕华等厂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但这一时期日本棉业托拉斯却乘虚而入,仅1921~1922两年间,日本在上海、青岛两地,便设立了15家棉纺织厂,纺锭总数增加近30万枚,新增布机1500台。日本资本尽力楔入一些新设的和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的华商纺织厂,以致这一时期与日本垄断资本发生借款关系的华资厂达13家,其中有 7家因无力偿债而为日资所兼并。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一度出现的建立纱厂的热潮随之消逝。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抵制外货是群众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对棉纺织业的发展有所刺激,在其后的三年中,华资纺织厂增至73家,已开工纱锭达201万余枚,布机1.2万台。但同期中,外资纱厂的倾轧日益严重,其中日本资本的膨胀最为明显。截至1936年,在棉纺织业最集中的上海,共有纺织厂65家,其中华厂31家,日厂30家;共有纱锭266.7万余枚,华厂为111.4万枚,占41.8%,日厂为133.1万余枚,占49.9%;共有布机30058台,华厂为8754台,占29.1%,日厂为17283台,占57.5%。这表明日本资本在上海棉纺织业中居于绝对优势。1936年,全国棉纺织业共有纱锭5102796枚,其中外资纱厂纱锭为2356404枚,占46.2%;共有线锭532270枚,外资线锭为358954枚,占67.4%;全国布机共有58439台,外资布机为32936台,占56.4%。
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地区棉纺织业损失奇重。据统计,上海、常州、无锡华商纱厂纱锭遭直接破坏的达52.2万余枚,布机达6000余台。武汉、沙市、郑州一带棉纺织厂历尽颠沛,内迁川、陕等地。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查处统计:至1939年3月止,迁到后方的纺织厂共有59家,大部分是小型织布厂,而大中型棉纺织厂只有九家,计有纱锭15.9万枚,布机800台。战时后方购置大型纱机设备十分困难,新增的纺织厂多是拥有2000枚纱锭的小厂。国民党政府采取严格的统制政策,实行纱布统购统销、代纺代织,而统购统销所规定的官价远低于市价,代纺代织的工缴又远在成本之下,加之苛捐杂税,通货恶性膨胀,使民族棉纺织厂难以维持,不得不相继减产停工。据统计,1942年,后方大型纱厂虽有30余万枚纱锭,但开工运转的只有17.6万枚。
沦陷区棉纺织业的处境更为困难,它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华资棉纺织厂开工者不多。日本是一个产棉不足的国家,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美国和印度输入棉花的来源断绝,华棉遂成了日本本土亟需的资源。在沦陷区,原棉和动力的供应十分缺乏,迫使各大型纺织厂停工。1943年,南京、上海一带遂出现了一些拥纱锭一二千枚的小型纱厂,以适应社会需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在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等地经营的棉、毛、麻、绢工厂及印染、轧花、打包等附属工厂85家,并在这些厂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成为拥有纱锭近180万锭的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但是,纺建公司所属各厂生产效率奇低,它的纱锭和织机的运转数额在1946年平均不到半数,最低时只有19%(纱锭)和14%(织机)。每月产纱率只达标准产纱率的37%,比抗战后华商纱厂的平均产纱率还要低57%。至于民营纺织厂,在国民党政府假借"平抑物价"的名义下,所需原棉和所产成品均受到严格的控制,以致各民营棉纺织厂原料供应严重不足,而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影响下,成本高昂,亏损严重,不得不停工减产。
历史表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它在初创时期历尽外国侵略势力的倾轧,几经起伏,得到了一点微弱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迫使它在萧条中挣扎,而40年代的战争破坏和战后官僚资本的摧残,终于使棉纺织业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行业陷入了空前危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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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