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Linxia section of Daxia River
大夏河临夏段
1.
Community structure of Sarcomastigophor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ater quality in Linxia section of Daxia River;
大夏河临夏段肉鞭虫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水质的相互关系
2) Ningxia river reach
宁夏河段
1.
The existing reservoirs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Particularly Longyangxia Liujiaxia, Qingtongxia,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flood control, ice Prevention and irrigation of Ningxia river reach.
黄河上游已建水库特别是龙羊峡、刘家峡、青铜峡３座水库，对宁夏河段的防洪防凌、灌溉有着重要影响。
3) Daxia He
大夏河
4) Ningxia section of Yellow River
黄河宁夏段
1.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model of one orientation river was adopted to the Ningxia section of Yellow River to calculate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iy.
分析黄河宁夏段近年水质状况,采用单向河流水环境容量计算模型,确定了黄河宁夏段相应的水环境容量。
5) Linxia
临夏
1.
Analysis of climatic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precipitation in Linxia district;
甘肃临夏地区人工降雨气候背景分析
2.
On Influence of Islam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Groups—A Case Study of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伊斯兰教对民族教育的影响——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3.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an s Folk Belief Circle in Communities of Ethnic Minorities——A Case Study of Suji Town,Kangle County in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间信仰圈建构的实证研究——以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苏集镇为个案
补充资料：夏鼐(1910～1985)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字作铭。浙江温州市人。生于1910年 2月7日，卒于1985年6月19日。
夏鼐于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获文学士学位。1935年春，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1935～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曾参加由 M．惠勒领导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又曾随英国调查团在埃及艾尔曼特和巴勒斯坦泰勒·杜韦尔作考古调查发掘工作。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作研究工作 1年。回国后，于1941～1942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参加调查发掘四川彭山崖墓。1943年，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1944～1945年，在甘肃省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各地从事自新石器时代至汉唐时期的遗址和墓葬的调查发掘。1946年升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室内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1982年夏鼐任中国科学院(1979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曾领导1950年的辉县发掘、1951年的豫中、豫西考古调查和长沙战国两汉墓葬的发掘以及 1955～1956 年的河南陕县黄河水库的考古调查发掘。1956～1958年，主持北京明定陵的发掘，1963～1964年，领导东北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遗址墓葬和高句丽、渤海时代城址墓葬的调查发掘。1979年起，他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1983年起，兼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1985年，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夏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的学术造诣高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学术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通过1945年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并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J.G.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序列奠定了科学基础。这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方面，夏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通过大量碳14测定的数据，对全国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年代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在《碳 -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指出，中国各地史前文化的起源不是一元的，不是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而是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这个科学的论断，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②商周考古学的研究。1950～1951年，夏鼐在辉县首先发现了比殷墟早的商代遗迹，又确认了郑州二里冈遗址是早于殷墟的又一重要商代遗址的事实，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他以精湛的田野考古技术清理了辉县和长沙的战国车子遗迹，从而科学地复原和研究了中国古代的车制。对汉代以前玉器的研究，他突破了传统金石学家的观念，从考古学出发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途径。同样，在商周青铜器和铭文的研究上，夏鼐也主张以考古学的方法来整理，由他指导的大型资料集《殷周金文集成》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编纂的。对夏文化的探索，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夏鼐也都有精辟的论述。③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夏鼐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以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古代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学科史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④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夏鼐根据中国各地发现的丝织品、金银器、玻璃器、外国钱币和外国人的碑刻以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进行汉唐或以后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的关系的研究，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路线也有新的见解。
夏鼐在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参与制定文物法规的工作,从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到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制定，他都积极参与，特别是关于考古发掘部分的条文，他的贡献良多。1983年后主持国家文物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协助政府作了许多有益于文物保护的事情。
夏鼐一生撰写中、英文学术论文近 200篇，专著有《考古学论文集》(1961)、《考古学与科技史》(1979)、《中国考古学研究》 (日文，1980)、《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1984;中文, 1985)、Jade and Silk of HanChina (1984)。由他主编并参加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长沙发掘报告》(1957);由他主编的著作有《新中国考古收获》(196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等。
夏鼐于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获文学士学位。1935年春，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1935～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曾参加由 M．惠勒领导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又曾随英国调查团在埃及艾尔曼特和巴勒斯坦泰勒·杜韦尔作考古调查发掘工作。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作研究工作 1年。回国后，于1941～1942年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参加调查发掘四川彭山崖墓。1943年，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1944～1945年，在甘肃省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兰州各地从事自新石器时代至汉唐时期的遗址和墓葬的调查发掘。1946年升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室内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1982年夏鼐任中国科学院(1979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曾领导1950年的辉县发掘、1951年的豫中、豫西考古调查和长沙战国两汉墓葬的发掘以及 1955～1956 年的河南陕县黄河水库的考古调查发掘。1956～1958年，主持北京明定陵的发掘，1963～1964年，领导东北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遗址墓葬和高句丽、渤海时代城址墓葬的调查发掘。1979年起，他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1983年起，兼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1985年，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夏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的学术造诣高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其学术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通过1945年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并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J.G.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序列奠定了科学基础。这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方面，夏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通过大量碳14测定的数据，对全国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年代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在《碳 -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指出，中国各地史前文化的起源不是一元的，不是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而是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这个科学的论断，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②商周考古学的研究。1950～1951年，夏鼐在辉县首先发现了比殷墟早的商代遗迹，又确认了郑州二里冈遗址是早于殷墟的又一重要商代遗址的事实，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他以精湛的田野考古技术清理了辉县和长沙的战国车子遗迹，从而科学地复原和研究了中国古代的车制。对汉代以前玉器的研究，他突破了传统金石学家的观念，从考古学出发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途径。同样，在商周青铜器和铭文的研究上，夏鼐也主张以考古学的方法来整理，由他指导的大型资料集《殷周金文集成》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编纂的。对夏文化的探索，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夏鼐也都有精辟的论述。③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夏鼐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以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古代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学科史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④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夏鼐根据中国各地发现的丝织品、金银器、玻璃器、外国钱币和外国人的碑刻以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进行汉唐或以后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的关系的研究，对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路线也有新的见解。
夏鼐在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参与制定文物法规的工作,从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到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制定，他都积极参与，特别是关于考古发掘部分的条文，他的贡献良多。1983年后主持国家文物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协助政府作了许多有益于文物保护的事情。
夏鼐一生撰写中、英文学术论文近 200篇，专著有《考古学论文集》(1961)、《考古学与科技史》(1979)、《中国考古学研究》 (日文，1980)、《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1984;中文, 1985)、Jade and Silk of HanChina (1984)。由他主编并参加执笔的考古发掘报告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长沙发掘报告》(1957);由他主编的著作有《新中国考古收获》(196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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