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戴季陶居士（1890～1949年）

【戴季陶居士（1890～1949年）】

---

　　戴传贤字季陶，幼年名良弼，字选堂，笔名天仇，法名不空，晚年号孝园。先世自安徽休宁迁浙江吴兴，清乾隆末年又由吴兴迁徙四川，故季陶于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出生于四川广汉。
　　季陶幼年天资明敏，颖悟不群。及长，才气纵横，性情热烈，他英年跅弛不羁，直到身膺重任，始敛才就范。他幼读儒书，年十四，考入川省客籍学堂高等科。十六岁，赴日本留学，入日本大学法科，精日文日语，年二十时毕业，时为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回国后，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未几去职，入言论界，主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等报笔政。以议论文章，抨弹君宪，署名天仇，文名满天下。宣统二年，《天铎报》文字狱兴，亡命走日本，旋赴南洋槟榔屿，主《光华报》编辑，加入同盟会，鼓吹革命。
　　辛亥起义，民国肇建，季陶归至沪上，主持《民权报》、《民国杂志》、《星期评论》。嗣受知于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督办全国铁路时期，季陶任机要秘书，朝夕左右，经综密勿。一九一七，年二十八岁，任广州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旋兼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五年，中山先生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季陶扈从，逮闻未命。
　　民国政府成立，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一九二八年，实施五院制，出任考试院长，达二十年。
　　季陶之信仰佛教，有两种因缘。一者是家庭的因缘，一者是他个人的因缘。关于前者，他在《戴季陶文存》中称：
　　余家自祖母以来，奉佛敬神，尊祖孝亲，备极虔诚，而慈母王太夫人，信佛尤笃。余自幼受此感化，对释迦教义，若具夙根。
　　关于后者，缘于一九二二年，季陶奉孙总理之命，回四川联络川省将领，主张和平统一。及与川省各将领代表会晤，所谈各节格格不入。他任务未完成，乘轮赴宜昌，夜深更静，顿下决心，投江自尽。《戴季陶集》中有一段他自述的投江经过：
　　下水之后，两边离岸太远，从黑越越的当中，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只觉急流的江水从肩头把我往下送。江上冷风一阵阵的吹来，侵入肌骨，我自己完全冻僵，不省人事。这个时候，忽然望见在我的四围，有一圜很圆的白光，从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浓，越远越淡。此光离我有好远，不得而知。我从小随著母亲，就有佛教的信仰。虽然在人事当中，时时把信仰忘却，当此信仰的时期，深深的信心，又自然的发现出来。看见这个白光，心中忽然感动，确实这个佛光是我的生机，我一定不死，应该要生，后果浮至下游，被一个农人捞起，而不致死。夫以身无缚鸡气力，素未习泅之一介文人，竟入长江滔天之水，而得免于难者，岂非佛力强救哉？
　　自此以后，更坚定了他学佛的信心。在他〈致张秉三先生书〉中称：“一九二六年以至一九三七年，约十年间，以善因缘亲近大善知识，于显密觉道，略窥门径。”
　　一九三二年元月，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发生一二八事变，沪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洛阳办公，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季陶在会中提议重修洛阳白马寺，作为北五省及边疆佛教理事会会址，目的在于联合边疆民族，共同抗日图存。修复白马寺一事由季陶主持，他聘请上海玉佛寺方丈德浩和尚出任白马寺住持，督管修建工程。事实上，德浩和尚做的是联络边疆佛教领袖，厚植抗战力量的工作。
　　由一二八事变抗战爆发这段时间，季陶多次率领佛门信众，修建仁王护国法会、药师佛七法会、时轮金刚法会等，祈求国运昌隆。他以诵〈仁王护国五大部金刚菩萨陀罗尼〉为常课，并撰写〈般若波罗密多门论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颂〉、〈仁王护国法会发愿文〉、〈药师佛七法会发愿文〉等恳切感人的文字。
　　八年抗战之前，考试院在南京城内，在古同泰寺山下，钟磬之声密迩相闻。他于治事之余，称名礼赞。

说明：补充资料仅用于学习参考，请勿用于其它任何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