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human culture
人类文化
1.
Using the view in coordination theory, the author a nalysed the potential crisis of human culture, the division of human social groups, natural ecologic al deterioration, the exhaustion of resources,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of human culture coordination.
运用协同论的观点 ,分析人类文化的潜在危机 ,人类社会群体的分裂 ,自然生态的恶化 ,资源的耗竭 ,指出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文化协同性的必要 ,并按照系统的要素和结构 ,把人类文化的协同关系大致分为 :人与自然、人类群体的协同 ;真、善、美的协同 ;人类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协同 ;人类文化与个体心理的协同。
2.
Involving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view of human culture,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humanity value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ways of fulfilling the humanity value of scientific spirit by studying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the inten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 spirit.
笔者把科学知识放到人类文化的视野中,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文化功能、科学精神的内涵及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研究,探讨科学精神的人文价值和实现科学精神人文价值的途径。
3.
The study of composition sentiments is based 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individual (particularly the writer s or the artist s) experience of sentiments - - the vertical axis, and the human culture (including affective cultural) - horizontal axis.
写作情感的研究是建立在个体(主要指作家、艺术家)的情感体验和人类文化(包括情感文化)的逻辑起点 上的。
2)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
1.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Experience and Reas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的哲学内涵、经验与理性
2.
From the Reseach of Youth to the Science of Youth——An rhetorical ques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 the combination of really question and ology;
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一种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文化人类学反思
3.
O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人类学
3) culture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
1.
And to generalize it character, and analyze its live the culture an influence for producing to Chinese contemporary city construction or purchase and cities; In investigate research, pass the combinative certain culture anthropology standpoint and method, try to study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residential quarters.
在对曹杨新村的历史调查并试图归纳其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中国当代城市建构以及城市居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结合一定的文化人类学观点与方法,尝试对居住建筑在文化意义上的探讨。
2.
In the initial period ,Culture Anthropology seems to construct a humanity cultural mode with general significance, but at the beginning ,this kind of theoretical basis , by the means of key conception-European Civilization, is destined that it can’t make dialogues between the other civilization in the equal culture level, so it put itself to the paradox that can’t be got rid of.
文化人类学初创的出发点似乎是希望通过这门学科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化模式,但这种以欧洲文明为核心的理论基点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在平等的文化平台上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以致把自己推向无法摆脱的悖论中。
3.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d annotate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in Manchu myth from the view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consisting of goddess adoration,reproduction worship,and social status of Manchu female in Shamanism so as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Manchu culture in a certain aspect.
本文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萨满教中的女神崇拜、生殖崇拜以及满族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三方面对满族神话中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诠释,从而在某一方面揭示出满族文化的本质。
4) anthropology
[英][,ænθrə'pɔlədʒi] [美]['ænθrə'pɑlədʒɪ]
文化人类学
1.
A Failure of Rites of Passage——The anthropology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tle Mermaid;
无法通过的“通过仪式”——《海的女儿》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2.
In the humanities,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re two closely interrelated disciplines.
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两大亲缘学科,二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交叉和渗透,形成了很大的迭交领域,语言—文化是这个迭交区的核心部分。
3.
There are some explanations o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对此 ,存在着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双重阐释依据。
5) anthropological culture
人类学文化
1.
At the same time,they also have represented anthropological culture with realist literature.
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他们对于海洋的向往、对于异族文化的眷恋、对于西方文明的反思,同时以现实主义的文学反映出了人类学文化。
6) human cultural science
人类文化学
1.
At the angle of human cultural science,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ltural intension of the three characters Yang Laosan、Yao Guodong and Wan Zhaohua,from the figures and characters of thought.
本文试图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杨老三、姚国栋和万昭华三个人物形象思想性格的文化内涵进行新的探析。
补充资料:华北地区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
华北地区指秦岭、淮河以北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以及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行政区域大致包括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北、河南、北京和天津等省、市、自治区的全部或一部。这个地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旧石器遗存西侯度文化(距今约180万年),亚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蓝田人化石,著名的北京人化石及遗址,都发现于这一地区。由于材料比较系统,现在流行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编年表,就是以这里的发现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早在20世纪初,曾有过在华北可能存在早期人类化石的报道。1920年在甘肃省庆阳地区首次发现了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1923年发掘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水洞沟遗址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萨拉乌苏遗址,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早在1921年即已发现的周口店第 1地点(北京人遗址),1933~1937年又发掘了周口店第13地点、第15地点和山顶洞遗址。这些发现,使华北地区成为举世瞩目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
50年代以来,先后又有丁村、匼河、小南海、西侯度、蓝田、峙峪、许家窑、虎头梁、下川、环县、大荔、小长梁和东谷坨等遗址和地点相继发现,使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日臻完善。
分期依据 华北地区具有保存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良好条件。这里的第四纪堆积物发育良好,不仅有分布很广、堆积很厚的更新世的黄土和分布在许多古老盆地里和河谷地带的更新世的湖泊和河流堆积,而且在一些石灰岩出露地区还保存有含化石的洞穴堆积。这些堆积多含有丰富的动物化石、人类化石或文化遗物。在气候上,华北是介于蒙古、东北寒温带、温带区域与华南亚热带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更新世冰期、间冰期的气候变化对这里的动植物分布以至堆积物岩性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这些现象为划分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时代和复原各个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都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从地层和动物群看,华北更新世可以划分为4个时间单位。由老到新依次称为"泥河湾期"、"公王岭期"、"周口店期"和"马兰黄土期"。泥河湾期相当于早更新世,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早阶段;公王岭期和周口店期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的早期和晚期,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马兰黄土期相当于晚更新世,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 这一阶段的遗址,可以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河北省阳原县小长梁和东谷坨 3处为代表。其中以西侯度为最早,据古地磁断代为距今约180万年;小长梁和东谷坨的古地磁测定年代,为距今100万年左右。在西侯度遗址发现大批哺乳动物化石,30多件石制品,加上带有切痕的鹿角和一些被火烧过的兽骨、鹿角和马牙。22种哺乳动物化石中,有15种是绝灭种。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可确定遗址的年代为早更新世。西侯度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多数是大型的,但也有小刮削器和生产小石片的漏斗形小石核。在类型上和打制技术上还比较原始,但已不属最古老的石器。对于被火烧过的大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研究者认为是当时用火的遗迹,从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早到180万年以前。
小长梁和东谷坨两个地点相距不远。出土的共生动物化石有古菱齿象、三趾马、披毛犀、三门马、羚羊等。时代为早更新世之末或中更新世之初。石器基本上是小型的,打片和加工技术已较熟练(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东谷坨石器器形有单刃、复刃和端刃刮削器,钻具,尖状器,雕刻器,小砍斫器等,类型复杂多样。其中的刮削器和尖状器在类型和打制方法上与北京人的已很接近,还发现几件雕刻器。有人认为北京人的石器文化是由东谷坨发展来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后阶段 这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发现较多,以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蓝田人化石、山西省芮城县匼河文化、北京市周口店北京人及其文化、陕西省大荔县大荔人及其文化和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人及其文化最为重要。
蓝田人和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蓝田人头盖骨的低平程度和厚度都是北京人所不能比拟的;眉骨嵴的硕大、粗壮,也远过于北京人。头盖骨的增高是人类进化的明显标志。北京人的头盖骨虽然也低平,额向后倾,但已明显比蓝田人进步。此外,蓝田人的吻部也比北京人更向前突出。(见彩图)
比北京人为晚,即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在华北以大荔人和许家窑人为代表。它们虽然在时代上晚于北京人,但头盖骨的厚度和牙齿的大小,一般说来并未明显减弱,不过吻部明显向后退缩,没有北京人那样突出,而与尼安德特人接近。
在华北发现的人类化石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北京人延续的时间为从距今70万至20万年,长达50万年之久,在体质构造上变化并不大,未超出"亚种"的区别。但与距今100万至80万年的蓝田人相比,差别却十分显著,二都不仅是"亚种"的变异,还有可能是"种"级的区别。再就是许家窑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人年代相距不远,但二者相比,前者的牙齿明显原始得多,从构造上很难把他们作为同种人看待。据此有人提出,在中国也曾有过不同类型的人同时存在。
在出土蓝田人头盖骨的公王岭地点石器发现不多,在附近的与蓝田人头盖骨层位相当的地层里,发现了一件三棱大尖状器。
与蓝田人大致同时的还有山西省芮城县匼河遗址。在这里只发现有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和烧骨。近年来在这个地点又作了发掘,出土了三趾马化石,证明其时代不会晚于蓝田人;但也有和北京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因而也不会太早。匼河的石制品大多是大型的,小石片和小石器所占的比例很小。
北京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的石器基本上都是小型的。北京人的石器虽然也有大型的,但小型石器比例大、类型多,加工痕迹细致,因而过去的研究者曾把北京人的细小石器称为"几乎细石器工业"。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各式各样的刮削器、制作精致的小尖状器,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样的长尖"钻孔器"。许家窑人的石器和北京人的石器类型颇为相似。同样,许家窑人也有许多和北京人类似的骨器,因此一般认为许家窑人是北京人文化的继承者。(见彩图) 旧石器时代中期 这个时期的遗址,在山西省有襄汾县丁村、垣曲县南海峪、朔县后圪塔峰、寿阳县高淄、侯马市梁村河蚌沟、曲沃县里村西沟和永济县东姚温村等,在甘肃省有镇原县柳嘴村龙牙坬和巴家嘴水库姜家沟、华池县郭嘴子村赵家岔等,在陕西省有长武县城关窑头沟、蓝田县涝池河、吴堡县宋家川等。但发现遗物最多的是丁村遗址。
丁村文化主要分布在汾河左岸,共发现地点11处。发现的人类化石有3颗儿童的牙齿和1块幼儿的顶骨。根据对牙齿的研究,丁村人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特别是河套人较为相近;有些特征还表现出与现代蒙古人种关系密切。
丁村遗址里发现有手斧,虽然不如欧洲有些手斧那样精致,但加工方法是一致的,与欧洲阿舍利文化的舌形手斧相似。此外,还发现了较多的三棱大尖状器。丁村文化的石器多是大型的,与匼河、三门峡的石器性质基本上一致,而与东谷坨、小长梁、北京人及许家窑人的石器显然不同,应属于不同的传统。
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一时期的遗址,在北京、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甘肃和内蒙古都有发现,以山西省境内为最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山西省朔县的峙峪,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水洞沟,山西省沁水县的下川,北京市周口店的山顶洞和河北省阳原县的虎头梁等。
总的来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在华北发现不多。在萨拉乌苏遗址,最初只发现一颗儿童门齿,被命名为"鄂尔多斯牙齿"(Ordos tooth),中国学者多把它称为"河套人"。从60年代起,发现的材料不断增加,其中有6件发现于原生层位中。据新的研究认为,河套人既有原始性质,又有进步性质,属于晚期智人。从铲形的上门齿和下颌骨内面靠前上部有"下颌隆起"看,与蒙古人种接近。在峙峪遗址,也发现了和现代人没有明显区别的枕骨化石。在山顶洞人遗址里,则发现了距今18000年的墓葬,有3个完整的属于1男2女的人头骨和部分躯干骨,亦属晚期智人,并可认为是蒙古人种。(见彩图)
在华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石器变得多以小型为主。水洞沟文化虽然有较大型的,但也远不能和丁村石器的尺寸相比。象丁村那样的大型石器,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没有见到过。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才见到了丁村大型石器传统的踪迹。
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虽然存在共性,但也各有特点。萨拉乌苏的石器最突出的特点是器形非常细小,在1980年的采集品中,只有一件长5.5厘米、宽3.4厘米;多数石器长2~3厘米,宽1厘米左右。有一件尖状器长只有1.2厘米,宽不到1厘米,但这还不是最小的。
峙峪文化的石器打制技术有惊人的进步,类型也复杂。石制品中出现了扇形小石核(即"戈壁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新类型。但也有许多类型,如各种刮削器、各种尖状器和雕刻器等,与北京人和许家窑人的石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见彩图)距今23000~16000年的下川文化的石器,不仅器形小,类型也复杂。石制品中有锥状石核、棱柱状石核、扇形石核、漏斗石核和当作刀片使用而截去一头或两头的小石叶,以及石镞、石钻等。这些类型,在中国北部旧石器时代以后的一些遗址中普遍存在,已属典型细石器。因而下川细石器,可视为华北细石器的先驱。从时代更晚的虎头梁旧石器地点,从石核和某些石器来看,与下川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具有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性质。
水洞沟文化的石器与上述的不大一样,石器的尺寸以中型为主,且具有较多的与西欧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相似的成分。山顶洞人的石器发现很少,还不能确切地判明其渊源。在这里发现了许多装饰品和一根精致的骨针,表明山顶洞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文化特征及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华北的旧石器在技术上至少存在两大传统:一是以大型石器为特征的"匼河 -丁村系",另一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属于前一传统的有蓝田、匼河、三门峡、丁村等石器文化,属于后一传统的则有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第15地点、许家窑、萨拉乌苏、峙峪、小南海等石器文化。
两大传统在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上各具特色。在"匼河-丁村系"中,碰砧法在打片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用砾石加工的石器较多,用交互方法打制的石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器的基本类型有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手斧、石球和刮削器等;其中以砍斫器最多。在"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中,砸击法在打片中使用较普遍,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单面打击的石器占有主要地位。石器的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等;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式样也最丰富。
上述两个传统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已经形成。而在早期最早阶段的3个地点中,已见端倪:西侯度石器和"匼河-丁村系"的关系比较密切,小长梁和东谷坨的石器十分可能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先驱。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小型石器传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属于这个传统的遗存遍布于华北各地,相反,大型石器传统的影响在缩小,其分布范围似乎限于汾河流域。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风格上和上述两大传统不大一样的文化。突出的例子之一是水洞沟文化。另外,下川文化的石器虽然也是以小型为主,但普遍采用了间接打片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新技术,别具特点。
华北旧石器与邻近地区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作为华南旧石器文化代表的观音洞文化,虽然同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保持本身的地区特色。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后阶段或稍晚,华南的一些地方却出现了具有华北大型石器传统风格的石器,如分布在秦岭南坡汉水流域和广西百色盆地右江流域的石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南在形成更多地方性文化的同时,出现了明显地接受华北小型石器传统影响的文化,如富林文化。东北旧石器文化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如辽宁省本溪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庙后山遗存,明显地接受了华北两大传统的影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辽东半岛一直到黑龙江畔都可以找到华北影响的明确证据。中国西部地区的旧石器材料发现不多,不过,现有材料表明,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同样与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最好的例子是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畔发现的材料。从这个距今大约 3万年的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制品,在打制技术和类型方面都可以同华北的旧石器相比。
参考书目
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贾兰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中译本),1982年7期。
早在20世纪初,曾有过在华北可能存在早期人类化石的报道。1920年在甘肃省庆阳地区首次发现了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1923年发掘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水洞沟遗址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萨拉乌苏遗址,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早在1921年即已发现的周口店第 1地点(北京人遗址),1933~1937年又发掘了周口店第13地点、第15地点和山顶洞遗址。这些发现,使华北地区成为举世瞩目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
50年代以来,先后又有丁村、匼河、小南海、西侯度、蓝田、峙峪、许家窑、虎头梁、下川、环县、大荔、小长梁和东谷坨等遗址和地点相继发现,使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日臻完善。
分期依据 华北地区具有保存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良好条件。这里的第四纪堆积物发育良好,不仅有分布很广、堆积很厚的更新世的黄土和分布在许多古老盆地里和河谷地带的更新世的湖泊和河流堆积,而且在一些石灰岩出露地区还保存有含化石的洞穴堆积。这些堆积多含有丰富的动物化石、人类化石或文化遗物。在气候上,华北是介于蒙古、东北寒温带、温带区域与华南亚热带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更新世冰期、间冰期的气候变化对这里的动植物分布以至堆积物岩性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这些现象为划分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时代和复原各个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都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从地层和动物群看,华北更新世可以划分为4个时间单位。由老到新依次称为"泥河湾期"、"公王岭期"、"周口店期"和"马兰黄土期"。泥河湾期相当于早更新世,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早阶段;公王岭期和周口店期分别相当于中更新世的早期和晚期,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马兰黄土期相当于晚更新世,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 这一阶段的遗址,可以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河北省阳原县小长梁和东谷坨 3处为代表。其中以西侯度为最早,据古地磁断代为距今约180万年;小长梁和东谷坨的古地磁测定年代,为距今100万年左右。在西侯度遗址发现大批哺乳动物化石,30多件石制品,加上带有切痕的鹿角和一些被火烧过的兽骨、鹿角和马牙。22种哺乳动物化石中,有15种是绝灭种。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可确定遗址的年代为早更新世。西侯度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多数是大型的,但也有小刮削器和生产小石片的漏斗形小石核。在类型上和打制技术上还比较原始,但已不属最古老的石器。对于被火烧过的大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研究者认为是当时用火的遗迹,从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早到180万年以前。
小长梁和东谷坨两个地点相距不远。出土的共生动物化石有古菱齿象、三趾马、披毛犀、三门马、羚羊等。时代为早更新世之末或中更新世之初。石器基本上是小型的,打片和加工技术已较熟练(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东谷坨石器器形有单刃、复刃和端刃刮削器,钻具,尖状器,雕刻器,小砍斫器等,类型复杂多样。其中的刮削器和尖状器在类型和打制方法上与北京人的已很接近,还发现几件雕刻器。有人认为北京人的石器文化是由东谷坨发展来的。
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后阶段 这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发现较多,以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蓝田人化石、山西省芮城县匼河文化、北京市周口店北京人及其文化、陕西省大荔县大荔人及其文化和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人及其文化最为重要。
蓝田人和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蓝田人头盖骨的低平程度和厚度都是北京人所不能比拟的;眉骨嵴的硕大、粗壮,也远过于北京人。头盖骨的增高是人类进化的明显标志。北京人的头盖骨虽然也低平,额向后倾,但已明显比蓝田人进步。此外,蓝田人的吻部也比北京人更向前突出。(见彩图)
比北京人为晚,即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在华北以大荔人和许家窑人为代表。它们虽然在时代上晚于北京人,但头盖骨的厚度和牙齿的大小,一般说来并未明显减弱,不过吻部明显向后退缩,没有北京人那样突出,而与尼安德特人接近。
在华北发现的人类化石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北京人延续的时间为从距今70万至20万年,长达50万年之久,在体质构造上变化并不大,未超出"亚种"的区别。但与距今100万至80万年的蓝田人相比,差别却十分显著,二都不仅是"亚种"的变异,还有可能是"种"级的区别。再就是许家窑人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人年代相距不远,但二者相比,前者的牙齿明显原始得多,从构造上很难把他们作为同种人看待。据此有人提出,在中国也曾有过不同类型的人同时存在。
在出土蓝田人头盖骨的公王岭地点石器发现不多,在附近的与蓝田人头盖骨层位相当的地层里,发现了一件三棱大尖状器。
与蓝田人大致同时的还有山西省芮城县匼河遗址。在这里只发现有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和烧骨。近年来在这个地点又作了发掘,出土了三趾马化石,证明其时代不会晚于蓝田人;但也有和北京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因而也不会太早。匼河的石制品大多是大型的,小石片和小石器所占的比例很小。
北京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的石器基本上都是小型的。北京人的石器虽然也有大型的,但小型石器比例大、类型多,加工痕迹细致,因而过去的研究者曾把北京人的细小石器称为"几乎细石器工业"。北京人的石器有砍斫器、各式各样的刮削器、制作精致的小尖状器,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样的长尖"钻孔器"。许家窑人的石器和北京人的石器类型颇为相似。同样,许家窑人也有许多和北京人类似的骨器,因此一般认为许家窑人是北京人文化的继承者。(见彩图) 旧石器时代中期 这个时期的遗址,在山西省有襄汾县丁村、垣曲县南海峪、朔县后圪塔峰、寿阳县高淄、侯马市梁村河蚌沟、曲沃县里村西沟和永济县东姚温村等,在甘肃省有镇原县柳嘴村龙牙坬和巴家嘴水库姜家沟、华池县郭嘴子村赵家岔等,在陕西省有长武县城关窑头沟、蓝田县涝池河、吴堡县宋家川等。但发现遗物最多的是丁村遗址。
丁村文化主要分布在汾河左岸,共发现地点11处。发现的人类化石有3颗儿童的牙齿和1块幼儿的顶骨。根据对牙齿的研究,丁村人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特别是河套人较为相近;有些特征还表现出与现代蒙古人种关系密切。
丁村遗址里发现有手斧,虽然不如欧洲有些手斧那样精致,但加工方法是一致的,与欧洲阿舍利文化的舌形手斧相似。此外,还发现了较多的三棱大尖状器。丁村文化的石器多是大型的,与匼河、三门峡的石器性质基本上一致,而与东谷坨、小长梁、北京人及许家窑人的石器显然不同,应属于不同的传统。
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一时期的遗址,在北京、山西、陕西、河北、宁夏、甘肃和内蒙古都有发现,以山西省境内为最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的萨拉乌苏,山西省朔县的峙峪,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水洞沟,山西省沁水县的下川,北京市周口店的山顶洞和河北省阳原县的虎头梁等。
总的来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在华北发现不多。在萨拉乌苏遗址,最初只发现一颗儿童门齿,被命名为"鄂尔多斯牙齿"(Ordos tooth),中国学者多把它称为"河套人"。从60年代起,发现的材料不断增加,其中有6件发现于原生层位中。据新的研究认为,河套人既有原始性质,又有进步性质,属于晚期智人。从铲形的上门齿和下颌骨内面靠前上部有"下颌隆起"看,与蒙古人种接近。在峙峪遗址,也发现了和现代人没有明显区别的枕骨化石。在山顶洞人遗址里,则发现了距今18000年的墓葬,有3个完整的属于1男2女的人头骨和部分躯干骨,亦属晚期智人,并可认为是蒙古人种。(见彩图)
在华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石器变得多以小型为主。水洞沟文化虽然有较大型的,但也远不能和丁村石器的尺寸相比。象丁村那样的大型石器,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没有见到过。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才见到了丁村大型石器传统的踪迹。
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虽然存在共性,但也各有特点。萨拉乌苏的石器最突出的特点是器形非常细小,在1980年的采集品中,只有一件长5.5厘米、宽3.4厘米;多数石器长2~3厘米,宽1厘米左右。有一件尖状器长只有1.2厘米,宽不到1厘米,但这还不是最小的。
峙峪文化的石器打制技术有惊人的进步,类型也复杂。石制品中出现了扇形小石核(即"戈壁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新类型。但也有许多类型,如各种刮削器、各种尖状器和雕刻器等,与北京人和许家窑人的石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见彩图)距今23000~16000年的下川文化的石器,不仅器形小,类型也复杂。石制品中有锥状石核、棱柱状石核、扇形石核、漏斗石核和当作刀片使用而截去一头或两头的小石叶,以及石镞、石钻等。这些类型,在中国北部旧石器时代以后的一些遗址中普遍存在,已属典型细石器。因而下川细石器,可视为华北细石器的先驱。从时代更晚的虎头梁旧石器地点,从石核和某些石器来看,与下川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具有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性质。
水洞沟文化的石器与上述的不大一样,石器的尺寸以中型为主,且具有较多的与西欧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相似的成分。山顶洞人的石器发现很少,还不能确切地判明其渊源。在这里发现了许多装饰品和一根精致的骨针,表明山顶洞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文化特征及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华北的旧石器在技术上至少存在两大传统:一是以大型石器为特征的"匼河 -丁村系",另一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属于前一传统的有蓝田、匼河、三门峡、丁村等石器文化,属于后一传统的则有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第15地点、许家窑、萨拉乌苏、峙峪、小南海等石器文化。
两大传统在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上各具特色。在"匼河-丁村系"中,碰砧法在打片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用砾石加工的石器较多,用交互方法打制的石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石器的基本类型有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手斧、石球和刮削器等;其中以砍斫器最多。在"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中,砸击法在打片中使用较普遍,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单面打击的石器占有主要地位。石器的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等;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式样也最丰富。
上述两个传统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已经形成。而在早期最早阶段的3个地点中,已见端倪:西侯度石器和"匼河-丁村系"的关系比较密切,小长梁和东谷坨的石器十分可能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的先驱。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小型石器传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属于这个传统的遗存遍布于华北各地,相反,大型石器传统的影响在缩小,其分布范围似乎限于汾河流域。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风格上和上述两大传统不大一样的文化。突出的例子之一是水洞沟文化。另外,下川文化的石器虽然也是以小型为主,但普遍采用了间接打片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新技术,别具特点。
华北旧石器与邻近地区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作为华南旧石器文化代表的观音洞文化,虽然同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但更多的是保持本身的地区特色。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后阶段或稍晚,华南的一些地方却出现了具有华北大型石器传统风格的石器,如分布在秦岭南坡汉水流域和广西百色盆地右江流域的石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南在形成更多地方性文化的同时,出现了明显地接受华北小型石器传统影响的文化,如富林文化。东北旧石器文化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如辽宁省本溪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庙后山遗存,明显地接受了华北两大传统的影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辽东半岛一直到黑龙江畔都可以找到华北影响的明确证据。中国西部地区的旧石器材料发现不多,不过,现有材料表明,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同样与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最好的例子是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畔发现的材料。从这个距今大约 3万年的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制品,在打制技术和类型方面都可以同华北的旧石器相比。
参考书目
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5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贾兰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中译本),198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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