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的刘家营村，聚居着千人左右的蒙古族，他们是蒙古斡罗那歹氏族的后裔，元世祖时期即定居于此。他们曾保有祖谱，但长期以来，却隐瞒民族成分，称为汉族。直到1979年，他们才以出上的墓碑为据，申请恢复祖籍，1980年得到核准。

墓碑共二方，以第一碑最具历史价值。该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丙戌（六年，公元1346年），是纪念到临淄来的高祖营丘刘公名为五公的。碑文说，高祖五公“系斡罗那歹之人也”。他作为蒙古军士，驻扎在山东。值“李侯兵革”，他被俘，英勇不屈，不肯下跪。主将见他“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他的后代遂“因留日姓”，后改为刘。至元八年（1271），元政府充实驻军兵力，每军拨赐草场地七顷，因驻在营丘（临淄）。由于他弓马熟娴，累有功效，至元三十年（1293年）升为本军镇抚，后卒。碑末附有自五公至其普孙清驴的四世谱系。

这通碑文的出土为刘家营村的蒙古族提出了恢复族籍的实物见证，也可以从历史记载上找到印证。由于当地居民受文献知识的限制，碑文中的某些记载他们还模糊不清，如“斡罗那歹”、“李焕兵革”等需要解释。今据《元史》等书有关史实，为碑文作一初步笺证。

一、关于斡罗那歹

这是一个古老的蒙古氏族。据记载蒙古世系和成吉思汗历史的蒙文汉译《元朝秘史》（一称蒙古秘史）说，从传说的蒙古始祖开始，到第18代时有一人名抄真斡儿帖该，此人生子六人，长子叫斡罗纳儿，他的子孙就以斡罗那儿为姓氏，也叫斡罗那儿台。《元史》上有斡儿那、斡鲁那台、斡刺那儿几种写法，都一样，因为是译音，没有一定的字。斡罗那儿是第十九代，成吉思汗是第二十三代，但他们不是直系。成吉思汗创业建国时，斡罗那歹族的阿术鲁、巴刺、乞失里（启昔礼）等人都立有功勋。乞失里的曾孙哈刺哈孙在元世祖时曾做大正宗（大司法官）、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元成宗时为中书省右丞相。巴刺的曾孙买闾在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曾考取进土（见《元统元年进土录》，称斡罗台氏，巴刺写作八郎）。可谓人才辈出。碑主和上举诸人的关系不明，但可见斡罗那歹在元代是一个大族姓。正如碑文所说，“念斯宗派，其来远矣”。

二、关于“李侯兵革”

李侯是李，《元史》卷206《判臣列传》中有他的传。称他叛臣，因他本为元臣，后举兵叛元。李，潍州（今山东潍坊）人，金末“红袄军”（反金起义军）首领李全之子（一说养子）李全初归宋，后被蒙古军包围降蒙古。李全死后，李袭父职管益都行省，专制山

东三十余年。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叛元降宋，歼蒙古戍兵，攻取益都，人据济南。是年七月，为蒙古军包围，投大明湖未死，被俘处死。碑文说五公被俘，即指李反后对蒙古驻军的打击。但文中所指释放五公的“将”是否李，还不能肯定。李既然叛元，为什么碑文作者还称他为李侯而不指名，也不说他是叛乱而只说“李侯兵革”呢？按碑文未作者署名为“野齐愚叟前乐安县教谕李居仁”，是个汉族文人，可见汉人对李起事是抱同情态度的。有一条野史记载，在李投水后，一位姓黄的老人对他说：“相公为天下不平，做出这事，何故自陨？”并把他引出水来。（见祝允明《前闻记》“李”条）也可与碑文所记互相印证。

有一件事情可以提出，即在平定李之役中，前引斡罗那台氏阿术鲁的孙子怀都在围攻济南时奋勇作战，立了头功（《元史·怀都传》），怀都和五公虽看不出有近亲关系，但足见斡罗那歹这一族人在元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还是很活跃的。

三、谱系的启示

碑文未所附五公四代谱系也说明些问题。首先，谱系除记男方名字外，也记下他们配偶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