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民早期的兴起和发展并不划一，然而总的说来有一个特点， 即同中国人之间的积极接触以及有时候也发生的斗争。从韩国人民形成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开始，他们的文化逐渐与中国的文化成为一体。韩国制造了铁工具和铁武器。在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这几个方面，韩国的发展也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 但是，仅仅了解文化交流还不能充分解释韩国文化。正确了解韩国人民的各种特点也至为必要，而这些特点必须联系韩国人民的历史发展来加以解释。不妨考虑一下佛教和儒教是如何传入韩国的。虽然儒教比佛教先行一步，然而首先为韩国人民所接受的是佛教而非儒教。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佛教比儒教更有助于建立一个由贵族统治和中央集权的倾向于扩张的国家。

有人认为新罗时代（公元前奏57-公元935）年青人所崇尚的世俗五戒出自佛教，但是也有人说这五戒的圆光是佛教法师，但是他也精通孔子学说。因此，对五戒作两种解释都可以。

然而，情况的另一面也应予考虑。当时，由于社会需要一套有利于建立王权和父权制家庭制度的道德规范，所以，即使佛教和儒教尚未传入韩国，组织号称"花郎"的青年队伍和保护诸如家畜之类的财产这两件无论如何也会备受重视。

佛教的禅宗也是同样情况。禅宗早在新罗兼并另外两个王国百济（公元前功尽弃 8-公元660）和高句丽（公元前37-公元668）以前很久就已经传入韩国，但是直到统一 新罗时代（668-935）末期，即强大的地方地主势力起而反对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时候 才开始盛行。换言之，佛教禅宗之所以被接受和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符合当地地主的需要的宗教。

新儒学在高丽时代（918-1392）末期开始引起注意，最终发展成为在朝鲜王朝时代 （1392-1910）占主要地位的哲学思想。 据信它的是在同中国元代的文化交流期间传入韩国的。但是，如果联系中产阶级的上升来看，那就能更深刻地解释新儒学何以会被接受。中产阶级是指一批具有地方乡绅地位的中小地主，他们并非通过世袭权利而且通过国家科举进入官场的。这些人为人正直，对通过非法手段占有大规模产业的亲元朝的统治家族持批判态度。这个新兴中产阶级欢迎新儒学的道德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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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后来成为一个新王朝的领导阶层，他们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强盛的中国的崇拜者。相反，他们努力发掘民族的历史传统，把这个传统的起始一直追溯到檀群时代，并且支持世宗（1418-50在位）推行韩国新文字韩字。

到了17和18世纪，关心韩国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新风气在朝鲜王国学者中间甚为流行。在这个时期，移栽秧苗、每年种植两茬庄稼和修建蓄水库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一个以汉城和开城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络组织起来了。港口商贾在义州促进了对外贸易。独立的手工业繁荣发展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儒教的一派的实学形成了。实学的宗旨是通过培养对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认识来改革社会。实学在西方文化以及中国清朝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的影响下受益之大是空前的